博古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扶植下，一步步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在革命[GeMing]斗争[DouZheng]的实践中，博古的认识开始变化

　　1930年5月，博古结束了留苏生活，回到国内，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负责编辑工人内部刊物《劳动报》和《工人小报》。这时，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GeMing]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CuoWu]在中共中央[ZhongYang]占了统治地位。7月9日，中共中央[ZhongYang]为了贯彻6月11日决议案，召开了中央[ZhongYang]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但他们不是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CuoWu]，而是把“本本”摊在桌子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CuoWu]，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结果，博古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发动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和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同时，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这个冒险计划受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中国[ZhongGuo]代表的反对，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也来电加以制止。然而，李立三在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上，公然拒绝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示，指责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不了解中国[ZhongGuo]的实际情况，坚持己见。这就使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大为恼火，从而为它干涉中国[ZhongGuo]党的内部事务，扶植王明等人上台，找到了理由。

　　12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ZhongGuo]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16日，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博古的处分。接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ZhongYang]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ZhongYang]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ZhongYang]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中央[ZhongYang]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负责人，并经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批准，补选为中央[ZhongYang]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一手扶植下，一步步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未能迅速辨明方向，仍然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第三时期”理论为指导，把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神圣化，从而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CuoWu]推向新的高峰。

　　在对当时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形势的估计上，博古等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白区实行同盟罢工、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冒险计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盲目发动城市工人总同盟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使白区革命[GeMing]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同时，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企图以此来“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结果使革命[GeMing]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1932年底，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安、上杭，于1933年1月初抵达瑞金。到达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DouZheng]，博古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错误[CuoWu]的新政策。

　　他在深刻反思中共临时中央[ZhongYang]被迫撤离上海的原因中，认识到革命[GeMing]军队在武装斗争[DouZheng]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认识到农民在武装斗争[DouZheng]中的作用。于是他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DouZheng]，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GeMing]，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博古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道路，才是苏维埃的道路。”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DouZheng]的展开，博古又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尽管博古这时还没有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长期性，但是思想上毕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转变了。

　　把持军政大权的博古和李德一唱一和，在战略战术上固执己见，继续排斥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提出红军突围遭拒绝，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

　　1933年5月8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短暂的、但无论对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的戎马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对中央[ZhongYang]革命[GeMing]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形势异常严峻。当时毛泽东[MaoZeDong]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苏区，而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彭德怀当时也提出红军主力向别的地方转移，打到外线去。

　　可是博古等人不但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反而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由于对形势的估计不同，在军事斗争[DouZheng]上，则出现了以毛泽东[MaoZeDong]等人为代表的“采取游击战争的老办法”，和以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与战术上的“激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