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省委书记、一小批反右积极分子，整倒了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层、基层干部。这一非常事件并不偶然。与山东同样的党内反右斗争，1958年前后也发生在全国很多省份，只是现在少为人所知。

　　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干部2.3万人打成右派。

　　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常委杨效椿、委员李锐、陈仁刚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9年又有副省长张恺帆、陆学斌被打成反党联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甘肃，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省委委员梁大钧等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浙江，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彭瑞林等被打成右派分子。

　　在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蘅、副省长李涛等人因“反党宗派活动”的罪名被撤职。

　　在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副省长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广西，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王梦周等多人被打成右派集团。

　　在云南，省委常委郑敦、王镜如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青海，省长孙作宾等人被打成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

　　在西藏，自治区工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范明被打成右派，大批干部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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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全国又有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有资料统计，仅1958年“反右补课”运动中，党内十三级以上高级干部划为“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有252个案件，包括省部级干部一百多人，其中39个案件是“右派反党集团”一类的集团案。

　　从查到的资料看，这一大批重要党政干部被整倒，基本都是因为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浮夸虚报、反对损害群众利益，或者主张民主理政、反对“一言堂”。可悲的是，他们在“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下，不断消亡。

　　可以看到，那几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基本上也是跃进牛皮吹得最大、反右整人最狠的省份。

　　据官方人口统计，山东省在1959-1960两年中，人口净减少234万（据内部数据，山东省共有300万人饿死）。人口减幅特别大的省份还有河南、安徽、湖南、贵州、甘肃、青海，它们在1960-1961两年中净减少人口1053万；四川省在1959-1961这三年净减人口少595万。八省合计，净减少人口1882万。

　　但这并不代表饥荒的全部后果，因为正常情况下，人口每年有2%以上的增长。这一增一减之间的巨大差距说明什么，不言自明。

　　父亲的申诉书是在1962年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他在申诉书的最后说道：“这次斗争，对我做了另一面的考验。我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了自己本来没有犯过的错误，虽然当时不承认不行，但那也是不应该的。”

　　父亲当时主管一省经济工作，对5400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存负有直接责任，讨论工作时发表不同意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全国上下只允许用一种声音说话，因此浮夸之风盛行，虚报和整人皆可邀功，百姓的利益乃至生死都可以置之不顾。不随声附和者，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可置你于死地。

　　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的上级、同事、下级甚至亲朋好友共同参与的。沉渣泛起，刚直者必然倒下。今天回首历史，可曾想到，我们的社会道德底线是否早已在一次次政治斗争和高压下的屈服、逢迎、背叛、出卖中丢失？

　　如果说社会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消失，那么，此后党内反右的结果，则是一批有民主意识和求实精神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集体消失。这场以恶劣手段进行的反右，使党外监督销声匿迹，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彻底破坏了最基本的民主原则，违背了建党立国的初衷。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执政党踏上否定自身道路的转折点。

　　在国家经济力量日益强盛的今天，回忆那段遥远的往事，期盼的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洗清身上的污泥，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