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全民参与，街道两旁都砌满了两尺来高的“土炼铁炉”，堆满了焦炭和矿石。每天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全家人也想为“大炼钢铁”出一份力，于是，父母领着我们，比照别人的样子，在自己家院子里用砖砌了个小土高炉，而且比街道上砌得还高。一家人兴致勃勃地“炼铁”，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炼铁的“副产品”——烤白薯。当然，到了要“出铁”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谁知根本流不出铁水，得到的只是一堆稍带金属光泽的炉渣。只好请来街道上的“技术人员”会诊，更出乎意料的结论是：“这就是铁呀！比我们炼的质量好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所谓“土法炼铁”炼出来的是什么。

　　住在曲水亭时，父亲上班其实就是去挨批，任别人往他身上倒脏水，连辩驳的权利也被剥夺。他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想起来，我们家大部分时间竟是和谐愉快的，父亲从不让自己的事情影响家庭气氛。不知道父母怎样做到这点，但今天才知道这多么不容易，那需要怎样的胸怀和气度！感谢父母在那样严峻的时期，给了我们欢乐的童年。

　　我们家虽是慈父严母，却和当时的多数家庭不同，非常民主。每天傍晚，饭桌上的时间是最愉快的，因为那是全家一起谈天说地的聚会。我们说话自由，常常口无遮拦，直到成年总也学不会说“官话”。

　　家里的气氛也不总是愉快的。记得一次父亲在被批判后回家，我们在门外听到他和母亲谈话时不禁痛哭失声。后来，母亲找来一本叫《党证》的苏联小说给父亲看。书里讲的是一个苏联红军军官受命化装潜入敌后，完成任务后却被红军游击队当做白军奸细抓获。他在解释无效、就要被枪毙的时候，脱下自己的靴子留给没鞋穿的游击队员，却意外地从靴子里掉出了撕毁的党证碎片，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母亲的用意很明显，是鼓励父亲坦然面对莫须有的罪名。

　　其实，更让父亲伤心的是“墙倒众人推”。在多年共事的亲密同志和下级干部中，有些人见风使舵，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更多的人在压力下随声附和，揭发批判；会下遇到了，形同陌路。我们做儿女的在学校，也深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歧视。

　　很快，父亲的结论下来了：开除党籍、撤职下放。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发配到淄博市博山电机厂劳动改造。1958年秋天，我们举家搬迁。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右派反党集团”一案，牵连了另一位副省长袁子扬和省委财贸部、省计委、财政厅的数位负责干部，以及全省一百多位县级以上干部。他们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被逮捕监禁。随后，省长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两位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成为当时山东三大案件。至此，山东党内的反右斗争大获全胜。

　　195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山东农业生产的落后局面是怎样改变的》的文章。文中说，山东省“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山东党内地方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以王卓如、袁子扬为首的反党右派分子，……从省委书记、常委委员，到地、县、乡、社、队干部，共拔掉白旗、灰旗干部近四万人。在菏泽专区搞的比较彻底，在县级干部中，反掉了近20%”，从而“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飞速发展”。

　　文章还说，在此大好形势下，“山东今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八百亿斤左右，……棉花总产量可达一千二百万担”，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和伟大的胜利”。很久以后才搞清楚，1958年山东省实际粮食产量还不到800亿斤的三分之一，只有245亿斤；棉花产量不是1200万担，而是424万担。

　　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父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经历了长期复杂的考验。父亲读中学时参加革命，领导家乡农民与欺压乡里的官衙劣绅斗争，抗苛捐杂税、反贪官污吏、建农民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在华北平原组织武装斗争，做过地方领导工作，也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长。

　　1942年，他临危受命，前往在日寇“大扫荡”中损失严重的冀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军区政委。面对日军的重兵围剿，他们部队化整为零，干部深入乡村，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抗日斗争；在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的严重形势下，父亲依靠边区军民，粉碎叛变阴谋，稳固了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从事的渤海区根据地建设、发展生产、恢复民生和支前工作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