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淄博后，哥哥姐姐都离开普通中学，进了厂办技校，他们的口粮按国家规定要高一些，好像是每月30斤，这使得母亲常常能挤出家里一点粮票去接济那些断粮的工人家庭。虽是杯水车薪，但对他们也无疑是雪中送炭了。对经济困难的职工，父母也把自己的工资“借”给他们，却从不要偿还。

　　父母关心别人，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自顾自的人。苦难见真情。多年后，母亲仍回忆道：技校食堂难得吃一回包子，你们的哥哥舍不得吃拿回来，一掰两半，一手递给弟弟，一手递给妹妹……

　　“大跃进”的后期，饥荒降临，山东成了重灾区。饥饿成了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我们也尝到了腹中空空的滋味。

　　由于营养不良，大人们开始浮肿。我们也觉得体力不支，爬个土坡都气喘吁吁。父母都浮肿了，厂部医务室给浮肿病人开的药是几片“康复饼”，一种用麸子、黄豆、一点枣子做的小饼。这常常被误称为“糠麸饼”，倒也名副其实，但还是弥足珍贵。爸妈都舍不得吃，成了我们孩子们最好的点心。后来，从东北运来了大麦和红薯面，因为沿途雨淋发了霉。一段时间里，这些带刺鼻霉味的大麦红薯馒头就是我们的主食。

　　偶尔工厂食堂也有烤玉米面饼子，那是我们上好的食品。好歹我们还是吃公粮的，再难总还有饭吃。农民的日子究竟怎样我们不敢说，但经常听到饿死人的传闻。

　　我们上学途中那片洼地边上，有片坟场。困难时期几乎天天有埋人的。有的农村幼儿死了，埋都不埋，草席一卷就丢在了坟场。可想而知那时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块庄稼地、菜地收获完了，总会涌来一大群人，反复在地里或拣或刨，希望有些意外收获。

　　为了安慰人们的辘辘饥肠，工厂食堂推广了“增量法”和“草淀粉法”。

　　“增量法”其实就是在食堂和面蒸干粮时多放水；“草淀粉”就是晒干磨碎的草，掺在粮食里，结果可想而知。记得有个同班的孩子，因为吃草淀粉便秘痛苦不堪，披头散发在班里哭泣不止，老师和同学们束手无策地看着，想不出任何安慰她的办法。

　　上中学后，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在摸黑回家的路上，最恐怖的是要经过那片坟场，几乎每天都看到新增的坟堆，月光下纸幡泛着白光，在风中刷刷作响。

　　今天，我们把那几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到底饿死了几千万人，有不少争论。

　　据官方“山东历史大事记”记载：1958年后，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济宁地区（含菏泽）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其实，更大规模的饥荒，是发生在1959至1960年。

　　1960年10月，山东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报告了山东农业的严重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会议认为：山东的农村工作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正常的组织原则，以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越刮越凶。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清醒的声音占了上风。父亲的冤案在中央组织部干预下终于得以平反，调离淄博，进京工作。在中央工作组征求父亲工作意见时，他说，除了回济南，去哪都可以。几年来心中的压抑，也就说了这几个字。

　　我们全家离开工厂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沿途工人们热情招呼、恋恋不舍，有不少职工一直送父母和我们全家到车站，洒泪作别。这个印象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至今难忘。

　　途经省府济南时，原省委第一书记向父亲道歉。可惜的是，多少万在饥荒中失去生命的农民，再也听不到道歉的声音了。

　　“申诉书”的启示

　　期盼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能记取过去的教训，让这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成为永远的过去。

　　有资料说：1958年山东省的“整风补课”，省直机关中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处级干部占14％、县委委员一级12.9％、共打右派34800人、开除党籍11900人。这还不包括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中被批斗的大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