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是，郭本人还未被定成右派，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就在大会上公开指责父亲“包庇右派分子郭士毅”，组织对父亲展开斗争。此后，罪名步步升级，父亲成了“右派反党集团首领”，郭则成了他的“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的罪状还有很多。例如，省委主要领导为提高产量要求农民大种地瓜，父亲指出，有些地方不适宜种地瓜，强迫农民种了，反而导致减产。而且当时全省已经年人均160斤地瓜干，非农业人口不可能吃这么多地瓜，不宜再扩大种植。父亲还引述农民的话，把官方宣传的“万斤地瓜”称为“万筋地瓜”（指只长须根不长重量）。这更坐实了他“反对大跃进”的罪证。

　　又如，他如实反映财政赤字状况，不同意违反财政制度用预算外资金冲抵账面赤字，被指为“制造假赤字，谎报财政‘三空一赤’，反对省委”。

　　不过，父亲至少还有一条重要的“罪证”看来没有列入省委的反右材料。那就是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打算挪用本已紧张的财政资金，修建一座专供领导干部消遣的南郊宾馆，而主管财经工作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财政就像一杯水，有人多喝了，就会有人少喝；并不客气地说：“谁出主意谁拿钱。”此事令某些人极为恼火。

　　父亲被打倒后，就在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两个村庄被拆迁，环境优美的南郊宾馆顺利建成，并被称为“打倒王卓如右派反党集团的胜利成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给父亲罗织了“搞独立王国”“反对省委”“一杯水主义”等罪名。

　　就在党内反右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山东视察。当时，山东省委正在搞农业“大跃进”。就在省城附近，他们组织人力把几十亩田里未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集中“密植”到一块地里，制造了一个“亩产万斤”的“高产试验田”。这些拔起来的稻子堆在一起不久就开始发热腐烂，只好在高产田上面搭起防晒的大棚，并用成排的鼓风机吹风降温。主席的座车一出城，马上有人打电话通知，让事先组织好的人力拆除大棚和鼓风机，打扫好现场供主席视察。

　　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在这次视察中，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中央主席报告了“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罪状。他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搞出了王卓如“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造假账，隐瞒粮食不报省委”等问题。但是，“地方主义头子”、省长赵健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主要罪状有“反冒进”、“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等等。中央主席则答道，“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其余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大辩论、鼓干劲上。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中央主席提出，“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泉城记忆·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

　　手捧那几张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沧桑、已经发黄变脆的稿纸，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慨袭上心头，那段未曾忘怀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停职审查后，我们全家被逐出省府大院，搬到曲水亭街暂住，以我们当时的年龄，全然不知此后将面临的黑云压境的险恶形势，沉浸在嬉戏淙淙泉水的乐趣中。留在我们儿时记忆中的，除了小溪泉水，还有那个“火红年代”的许多片断：

　　街头锣鼓喧天“十五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活报剧；

　　省府礼堂里上演的老太太歌舞“夸地瓜”，宣传地瓜高产，大力推广让老百姓改种地瓜；

　　敲锣打鼓到省府大院报喜的群众队伍，展示他们发明的“万能拖拉机”：就是在拖拉机前面加装了一个皮带轮，因此可以用来抽水磨面；

　　墙上的壁画，令我们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到气魄非凡的画配诗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此后大炼钢铁，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场群众运动，发一副布手套，自备小铁锤，用来砸矿石，供小高炉炼铁用。全民仿佛都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好像这样走下去，前途就一片光明！

　　在那种被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下，人们都会由衷或不由衷地被裹挟进来。有人为邀功请赏而虚报蛮干，而多数普通百姓则带着美好愿望为此添砖加瓦。家家上交废铁支援炼钢，甚至一日三餐用的铁锅也交了，因为农村已经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似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