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国以后是一个有名的水利专家，他跟林汉雄都是搞水利工程的，中国大水利工程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把他说成是“苏修”特务。

　　记者：从哪个时候开始知道了？

　　陈：把他斗疯了，总理知道后说，他是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人，结果就把他调到北京来了，治了几年，神经正常了，这时候他的爱人就跟我讲，为什么给他扣了这么大个帽子。

　　陈祖涛记得，战争时期在国际儿童院里不仅要学习工作，还要和歧视中国人的院长作斗争。由于不喜欢这个院长，陈祖涛急于离开国际儿童院，于是自学了九年级的课程，并通过考试，成功跳级进入十年级。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前不久，17岁的陈祖涛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他回忆说，当时国际儿童院里的中国学生，成绩都很不错。

　　陈：我们这些人要从小就有个信念，要学工，回去参加建设，所以一定要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大学多。当时鲍曼最高技术学院非常有名，我就选中了它。

　　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是苏联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有人说它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陈祖涛记得，包曼最高技术学院的报考分数很高，考试很难。因此也有人推荐他考别的学校。

　　陈：当时，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已经在莫斯科冶金学院学习，他就建议我、刘允斌，还有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进他的冶金大学。张琴秋的女儿在航空大学，她建议我到航空大学。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在鲍曼大学，她就建议我到鲍曼，说了很多鲍曼的优越性，它是半军事半民用的，有大炮系、坦克系、仪表仪器系，都是军工的，我就进了机械系。

　　陈祖涛怀揣着报考军事学院的想法考取了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没想到却进了机械系，就此开始了在莫斯科难忘的大学生涯。

　　陈：我们生活相当艰苦，衣服从离开儿童院就是那一套，当时在大学里也吃不饱，苏联学生都有父母照顾，可我们谁管啊。1947年，刚好是罗荣桓、王稼祥在莫斯科治病期间，蔡畅来了，她是路过莫斯科到布拉格去参加左派妇女大会，她见到我们那么个样子，瘦瘦黄黄的，穿的破破烂烂的，心疼得流泪。

　　陈祖涛回忆说，在鲍曼最高技术学院读书的日子里，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常去码头替人装卸土豆，工作一整天，换来半袋土豆用来糊口。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直到蔡畅第二次来到莫斯科，情况才有了好转。

　　陈：第二年她又路过莫斯科，带了一批金子，为了救济我们，弄在裤腰带上，因为过边境，海关不管你是谁给你没收的呀。我们商量要我去换成卢布，当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懂得社会的一些情况啊，三个地方可以换，一个是苏联银行，那里不值钱；一个是黑社会，那是高价；第三个是有专门的店，有的比黑社会高一些，有的比黑社会低一些，又比银行高一些，这个我们当时很清楚，既不能到银行，也不能到黑社会，只能到那些商店，主要是当铺。

　　记者：当铺？

　　陈：哎，结果第一次去换，很顺利，我拿到了很多卢布，分给大家，都很高兴，可以买东西吃。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换，一下子把我抓住了，把我带到莫斯科民警总局，问我，你这个大学生，从哪里来的金子啊，我当时头脑很清醒，我就一五一十地讲了，是中国的领导蔡畅带来的，联共中央联络部负责接待她，我说你们要查我，去问联络部，问联共中央，结果他们打电话问，说我说的情况真实，把我放了。

　　虚惊一场后的陈祖涛回到了学校，日子还是很清苦，但是庆幸的是苏联当局并没有没收这批违禁带来的金银首饰。

　　记者：您有没有问这批金银首饰哪儿来的？

　　陈：当时东北已经解放了，东北局书记是林彪，高岗、李富春、彭真都是东北局的领导。东北解放了，你说从哪里来？党关心我们啊，这很自然的。蔡畅不只是带了这些金条，还带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情况的文件、资料，以后定期给我们。1948年，来了半火车皮的大米，还有火腿、皮蛋、绸料，把我们吃的穿的全部解决了。

　　三

　　在一些留苏老人的回忆中，陈祖涛是个活跃的人，不论是在国际儿童院，还是到了鲍曼最高技术学院，陈祖涛都是中国学生圈子里的核心成员之一。1947年，王稼祥和罗荣桓一起来苏联治病。陈祖涛、刘允斌等人前去探望，并向他们汇报了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情况。陈祖涛说，当时他和刘允斌几个人对另外一些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一些做法，还是忧心忡忡的。

　　陈：儿童院是一个集体，大家在一起生活，学习，到了莫斯科进大学，都是每个人自愿想进什么学校就进什么学校，有一些人，尤其是生在苏联的，有的谈恋爱了，有的准备在苏联建立家庭，他们对祖国很陌生，思想比较乱。这种情况之下，罗荣桓跟王稼祥他们治病的时候，把我们找去了，我们汇报了情况，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像一盘散沙不行，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把大家团结起来，为着一个目标，学成之后一定要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