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儿童院里面，地很大，种菜和别的东西。苏联冬天很冷，取暖都是靠柴火，苏联森林大得很，我们自己去放树。开始不会放，往哪个方向倒，我们都不会，慢慢地学会了，把枝子砍掉，把树锯成一截一截拉回来劈，解决了烧的问题，有吃有烧，穿的衣服呢就没办法了，仓库空了，虽然有国民党的大使馆，当时很清楚，不能去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红十字会，是一个很穷的单位。

　　陈祖涛回忆说，尽管当时生活上很艰苦，但是住在国际儿童院里，毕竟是后方，比起另外一些小伙伴的景况来说，他们就已经很幸运了。朱德的女儿朱敏由于治疗哮喘病，被转到了白俄罗斯一家疗养院，结果遭到厄运。

　　陈：战争一爆发，很快白俄罗斯被占领了，6月22日德国不宣而战，11月5日左右，就打到莫斯科附近。朱敏被俘虏了，她年龄应该跟我是同年的，还有两三个小孩吧，她们被送到德国去，当童工，当奴隶，好在她们没有说自己的身份。到了1943年、1944年，苏联军队已经打出边界了，上面就开始找，一个上校找到了朱敏，还有几个小孩。

　　陈祖涛记得，每一天，他都能从收音机里或者老师的嘴里听到紧张的战斗和残酷的阵亡数字。这里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陈祖涛此时已经十五六岁，他和他差不多大的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想参军上前线。但是，上面有命令，国际儿童院的学员禁止参军。据说这还是周恩来几年前在苏联治病结束，临走时和苏联方面谈好的要求。

　　陈：斯大林签的命令，不让我们参军，而且只要你是大学、高中毕业，给你苏联国籍，这很优惠呀，因为在苏联的外国人、侨民很多，能拿到这个苏联护照，就是我们这批人。

　　陈祖涛记得，在国际儿童院里只有一个人，没有遵守斯大林的命令，破例参加了苏联红军。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1942年，18岁的毛岸英得到特别批准，参加苏联红军，并进入苏联的最高军事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

　　陈：原来我们国际儿童院有一个共青团组织，书记是毛岸英，除了共青团外，还有一个儿童院的委员会，儿童院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毛岸英。1942年离开时，他就建议我代替他，大家一选，把我选上了。

　　毛岸英走后，作为国际儿童院委员会主席的陈祖涛，遇到了从没有过的困难情况。

　　陈：来了一个院长，叫玛尕洛夫，这个人，大国沙文主义特别严重，特别对我们中国人不友好。当时吃得很困难啊，我们都是半饥饿状态，我们那个厨房柜子里的东西很宝贵的，有一次，不知道谁，把柜子打开了，拿了不少东西走，他就公开地讲，这是中国人拿的。我当时是主席，我就问他，你有什么证据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这个样。”蛮横无理，我在儿童院就跟他很对立。第二个原因，吃的很紧张，食堂天天给他跟他的老婆伊莲格丽娜送午餐到办公室，汤上漂着一层油。上面给我们几百个人的一点油、肉他都吃了，所以我对他很反感。第三个事情，他对中国人不友好，把我们四个同学，一个是黄健，后当过国家田径队总教练，还有一个罗西北，罗亦农烈士的儿子，还有一个，他父亲是谁，我不知道，苏联远东来的，还有一个王继飞，四个中国人，他就把他们撵出儿童院，说在苏联学校，七年级算一个阶段，七年级毕业以后，就找各种借口，把他们开除了。

　　陈祖涛记得，除此以外，他和他的同学们对玛尕洛夫院长非常不满的重要原因，来自他曾粗暴地对待了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

　　陈：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林彪的第一个夫人张晓梅，当时是共产国际管她们的，她们身体都不好，结果战争一爆发，就把她们两个人疏散到我们国际儿童院，她们作为一般的侨民住在教师那个楼，生活相当苦。贺子珍脾气不好，就打李敏，我们都去劝过她，玛尕洛夫说贺子珍疯了，把她弄到疯人院去了。

　　记者：去了没有？

　　陈：去了好几年，进去时是1945年，我刚好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到1947年才被解放出来。

　　二

　　194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陈祖涛和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正在接受红军教官的反法西斯军事训练。在枪械训练之后是男孩子们更喜欢的冲锋训练。在这个训练里，孩子们要发疯似地用最快的速度冲向假想的敌人阵地。但是在一次冲锋时，意外发生了。当他们正高喊着“乌拉”冲过小河边的一所磨房时，恰好一位挑水的老太太从里面走出来，由于没有防备，这个老太太登时被吓昏了过去，倒在地上。当时谁也没有上去救护她，因为他们得到的命令是：红军在战场上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倒法西斯，军事行动不能受任何干扰！

　　陈：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在这以前，联共中央派尼古拉耶夫来到儿童院，他是联络部的一个科长，要从我们中间选一个对日本搞谍报工作的人，刘允斌、我、罗西北符合条件。罗西北1940年来的，中文比我们好，第二是学无线电的，这两个条件，最后把他选中了，所以他1945年就离开了，到了哈尔滨，1948年他又跟李鹏等21人回苏联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