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陈祖涛说，他和毛岸英有着割舍不断的缘分。从国际儿童院开始，毛岸英就是他的兄长和榜样。尔后他加入苏联红军又让陈祖涛羡慕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岸英脱下军装，就读于莫斯科斯大林学院政治系，陈祖涛又能经常见到他了。1946年的一天，毛岸英把陈祖涛叫到自己和弟弟毛岸青的住地，激动地和他谈起自己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参加工作的请求被父亲和中共中央批准了。

　　陈：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啊，苏联当局给他们一间房子，高尔基4号，靠近红场，很不容易的事情，还有朱敏，也给了一间房子。他走的时候，他的弟弟就神经不怎么好，因为我们两人关系很好的，他说，我走了，你住在这里，照顾我的弟弟，这样我住进去了。所以我们在莫斯科的大学期间的所有活动，开会、宴会、唱歌、跳舞，都在那个房间里。

　　陈祖涛回忆说，毛岸英走后，他在这间房间里找到了一些毛泽东父子往来的书信，回国时，曾把这些信件装了一个手提箱，一起带回来，打算还给毛岸英。没想到，1951年，他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于是陈祖涛把这个装着信件的箱子寄放在继母张琴秋家中，直到被造反派搜出，并给张琴秋加上了窝藏主席信件的罪名。

　　记者：您当时怎么发现毛岸英的这些书信啊？

　　陈：我们在一个房间里啊。

　　记者：为什么他不带走啊？

　　陈：他走得匆匆忙忙，一说要回国，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谁会想到这些东西。我去的时候有时间，就都详细看了。

　　陈祖涛记得，1951年初，他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提出了提前答辩的申请。虽然再过4个月他就可以正常毕业，当时的陈祖涛却已经是归心似箭，一天也不想再耽搁了。

　　陈：当时，像我们这年龄的，很想早点回来参加建设，因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苏联捐建的156个项目，都有代表去了。我是汽车厂的代表，以后汽车厂还派了两个人来，我们三个人一个小组。很想早一点回来参加建设，不止我一个人，别人也是那么一个心情。

　　一边准备毕业答辩，一边给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中的汽车厂项目做翻译，那段时间，陈祖涛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2月，陈祖涛答辩顺利通过，和同来自国际儿童院的好友赵施格一起踏上返乡的路途。

　　陈：他是学冶金，1950年的6月份就毕业了，他不会讲中国话，在苏联生的，我说你等等我吧，很快我就提前毕业了，我说我们两人回去吧，我给你做翻译，虽然我中文不好，但是我还能够听啊、说啊。我一毕业，我们两个人买了飞机票就回来了。下了飞机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机场的人就很奇怪，哎，你们找谁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他们才理解了，说，你们认识谁呀，我想了半天，比较接近的是伍修权，当时外交部的副部长，我说我认识他，因为他跟董必武到联合国去过，给我们使馆作了报告，我还跟他谈过话。他们马上联系伍修权，汽车把我们接到外交部了。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给陈祖涛落实了工作，让他去参与当时的苏联援华项目——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设。他也由此被后人认定是“一汽”的第一名员工。

　　陈：“一汽”是一个代表厂，代表建筑，到了60年代，尤其“文化大革命”，把苏联骂得一塌糊涂，但是从经济上讲，没有156个项目的基础，中国是不成的。一直到去年俄罗斯年，普京访华，在人民大会堂胡锦涛主席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忘记苏联当时对我们的援助。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直到破裂，给陈祖涛这些成长在苏联的留苏学子以强烈的震撼。

　　陈：极“左”的一些东西，把苏联骂得一塌糊涂，苏联是有缺点的，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它在当时对我们是无私的援助，这个我可以证明。“一汽”全部是苏联搞的，从设计到设备供应，到派专家，接受我们的实习生，给我们做了很多苏联第一制造的设备，手把手地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