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举行联合典礼，蒋经国主持会议并致词，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蒋经国的话一出，震动台湾政界，引起西方的关注。

　　1986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在会上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决定要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但党外人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于1986年9月，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由于当时还没开放党禁，因此即使当时“民进党”并未主张“台独”，但从程序上来说仍然不合法。这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社会各界一时非常关注，不知道当局是要镇压还是顺应改革的形势。《我们台湾这些年》中曾介绍这样一个细节：

　　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而据后来披露的新闻显示，民进党的成立大会曾得到当局的默许，党外人士殊不知，蒋经国通过监控摄像看完了大会直播的全过程。之所以不干预，是因为蒋经国已在心里接受了政党政治的理念，已经决定要开放党禁了。当时“许信良在美国成立台湾民主党，美国参议员肯尼迪等人设立台湾民主化委员会，民主化潮流已蔚为风潮，无法阻挡，蒋经国会同意民进党组党，应该是考虑到反对党在台湾成立的话，比较容易监控。”

　　党外势力组党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并未影响蒋经国既定的民主革新的步伐。民进党成立之后，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访问时，率先预告台湾将要解严以及开放党禁的消息，表示任何新政党必须遵守“宪法”，与“台湾独立”划清界限。当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解严和开放党禁的决议。

　　蒋经国未曾料到的是，在其去世的几年后，“民进党”撕下民主的伪装，将“台湾独立”写进了党纲；更没料到的是，李登辉在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借着政治开放的名义，最终与“台独”势力同流合污，背弃了蒋经国政治开放中的反“台独”根本精神。

　　二、《大学》杂志事件——政治革新第一呼

　　凶天吝啬一滴雨，大漠扬尘封万墀。

　　壮士岂凭血气勇，请栽红柳第一枝。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纳税有份，参政无份”的状况，要求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当的政治权力。而教育的普及，使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向往西方式民主政治，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此顺应潮流，自然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批台湾知识分子代表党外势力创办了许多政治性刊物，表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中《大学》杂志是早期影响最大的党外杂志。

　　大学》杂志创刊于1968年1月，最初是一本文艺、教育类刊物，创立者为张俊宏与陈鼓应。1970年初，台湾新一代知识青年聚集一起，组成了颇为强大的笔阵，以《大学》杂志为园地，作了一次集体性的意见表达，主要宣传“革新保台”主张。

　　从1971年开始，《大学》杂志的编辑方针转变为以政论、社会评论为主。《大学》1971年元月号发表了刘福增、张绍文、陈鼓应联名发表的《给蒋经国先生的信》。该信成为台呼吁“政治革新”的心声。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有陈鼓应的《容忍与了解》、陈少廷的《学术自由与国家安全》、张俊宏的《消除现代化的三个障碍》等。

　　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了由九十多名学者、中小企业家等人士共同署名的《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同年7月，当时还是国民党员的许信良联合张俊宏等人发表了一篇长文《台湾社会力分析》，分别对旧式地主、农民及其子弟、知识青年、财阀、企业干部及中小企业者、劳工及公务员等阶层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分析，建议执政当局不要忽视最有潜力的人力资源，应迎合并运用这些人来从事社会建设。此文实际上想表达台湾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心愿，也因此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蒋经国曾推荐党团干部都要详加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