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信良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曾两度当任民进党主席，后又因反对陈水扁而退出过民进党。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早在1999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就主张早日实现三通，并认为未来台湾主要销售市场在中国大陆。他还呼吁早日改变台湾与大陆间接通话一年要多花十多亿美元的不合理局面。据《统一中国》一书介绍，他还在同一时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大学上学，这对两岸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表率作用。

　　四、美丽岛事件——在野派的叫板

　　美丽岛中英俊多，欲开风气遇隔阂。

　　龙蛇趁势成凶猛，汇聚洪流向漫坡。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中坜事件之后，台湾本地的党外人士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为了巩固在“五项选举”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分享政治权利、宣传社会思想，1979年9月，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党外政论性刊物《美丽岛》在台北创刊。该刊不仅言论激烈，而且来势凶猛，仅社务委员就达七十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并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大有借创办刊物集结力量以创造实质性政团的势头。

　　如果说七年前的《大学》杂志只是以党外人士为主的书生论道，中坜事件是因国民党在地方选举时不择手段而导致街头行动的话，那么美丽岛事件则是结合了两者特性的一次总爆发。按《我们台湾这些年》里的话说：“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计划行动。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部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上6点，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三千多名群众情绪激昂。集会组织者多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的规模远远大过中坜事件，是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警民冲突，共造成双方约两百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一百五十二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虽然国民党利用戒严体制的法令抓捕了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却在次年的大审判中展示了其开明的作风。按戒严体制，国民党启用的是军事法庭审判，但并未像以往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或是60年代的军事审判那样，有太多的限制和操纵，而是可以让对方聘请“辩护律师团”进行辩护，律师团可以与官方进行交锋。同时法庭也有限向社会开放，各大报纸均可向政府发言人发问，并可轻易得到判决和律师答辩书。这些宽松的细节在以往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蒋经国已经有意识地想松动国民党在台湾的戒严体制。

　　1980年4月18日，台湾当局对高雄事件中被捕的黄信介等八名非国民党人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台湾当局在判决中，以所谓“意图以非法的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黄信介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各有期徒刑十二年，各剥夺公权十年。黄信介等八人的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从高雄事件发生到次年大审判的过程中，有两件事颇受社会关注，最后终变成了历史悬案。一件事是关于冲突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如法庭上所提供的物证那样——民众袭警在先，还是社会上盛传的那样——政府派人在民众里当托儿，故意攻击警察？另一件事是是谁杀死了主嫌人之一林义雄三位家人？是如警方所言“国际阴谋集团”，企图激化岛内矛盾，还是如传言中所说的国民党“杀鸡儆猴的示警手段”。

　　总之“美丽岛事件”及其大审判，备受当时岛内外社会的关注。作为焦点之一的年轻律师们，也从幕后走到了幕前，有的甚至也在这期间投入到了党外的政治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