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大学》再发表《国是铮言》，由杨国枢、张俊宏、高准、陈鼓应、许信良等十五人联合撰写，从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在台湾社会造成巨大震动。该文和同期发表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实质上已经触及国民党统治的“法统”。这种对国民党“法统”的挑战是最为敏感的话题。该文尖锐批评道：“二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维持着一个庞大、衰老而且与广泛大众完全脱节却以民意为名的特权集团。”

　　1972年1月，《大学》四周年纪念刊又发表了《国是九论》，对台湾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批评，并对蒋经国倡导的“革新保台”提出建言。新一代的在野问政至此也达到最高潮。

　　针对陈鼓应在《大学》发表文章主张开放学生运动，建议开辟校园“民主广场”，让学生参与“政治革新”，国民党当局则指使《中央日报》发表反驳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与陈鼓应展开论战。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通过各种方式对《大学》杂志施加压力，先是由情治机关约谈陈鼓应、王晓波，然后指使台大当局解聘了陈鼓应等十四位哲学系教师。1973年2月，杨国枢辞去《大学》杂志总编辑职务。3月，陈鼓应等以“组织阅读共匪文件和毛泽东书籍”的罪名被捕。

　　虽然《大学》杂志经过改组后继续出版，但失去了问政意识和勇气的杂志再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至最后停刊。

　　三、中坜风云——许信良的努力

　　轩辕举荐认贤良，官是公仆最恐慌。

　　中坜晴空藏欲水，春风未到惹苍黄。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中坜是位于台北西南方向二十五千米处的一个小镇，隶属于台湾桃园县。1977年11月，正值台湾将进行“五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原国民党党员许信良因被国民党剥夺参选桃园县长的权益而宣告退出国民党，他最终以无党籍身份与国民党正式的候选人欧宪瑜进行竞选。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手段来对付许信良，而志在必得的许信良也广泛发动党外人士特别是青年助其竞选。因此早在选举之前，双方已经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11月19日清晨，投票正式开始。国民党党员、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中坜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年过七旬的钟顺玉夫妇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走上前来，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邱姓监督人当即现身，称范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致使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废票确是因为两位老人在选票上盖了私章所致。

　　但监察主任擅离岗位一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开始发作，双方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冲突。桃园县警察局得知消息后派出大批警察赶到现场，将监票主任带走，其实是将其保护起来，对此，选民更加不满。随后，国民党舞弊的消息从其他地方不断传来，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愤怒的选民们聚集在一起，将中坜警察分局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次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已将舞弊人员法办，同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对国民党的迅速反应，民众表示接受，这才逐渐散去。

　　这是国民党去台后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来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由于参与的民众人数太多，考虑到对岛内外的影响，对此事蒋经国没有进行武力镇压，事后也未逮捕任何参与的民众，但事件造成的震动是不容否认的。此时的党外势力已逐渐壮大，实施政治高压政策可能带来危险。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而这种胜利成果让党外势力从事件中受到极大鼓舞。在当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六席。这种结果，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也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