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的领导

　　诚然，对武昌[WuChang]首义一举成功，也有人认为是侥幸取胜。其理由是发难时间的偶然性，清廷湖北当局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连孙中山一度也持此种观点。有人甚至说是孙中山或同盟会领导的武昌[WuChang]首义。

　　在笔者看来，武昌[WuChang]首义是湖北革命[GeMing]的必然结果。辛亥武昌[WuChang]首义不仅有坚实的革命[GeMing]组织，持续的革命[GeMing]运动与完备的起义[QiYi]计划，而且在军队、学校与会党中有普遍的群众基础。早在1903年，吴禄贞就在武昌[WuChang]建立了第一个革命[GeMing]团体——花园山聚会，继而有以吕大森为所长的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直至担任发动武装起义[QiYi]的两大革命[GeMing]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历经多次失败才成功。起义[QiYi]司令部在1911年9月24日就已经确定了举义日期，只是10月9日发生了孙武炸弹爆炸意外事件而改期。在进攻督署过程中，民军遭到了清军的负隅顽抗，历时8小时后才以血的代价得手。

　　其次，武昌[WuChang]起义[QiYi]的发动者是共进会与文学社，并非同盟会或1911年7月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尽管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宗旨、目标大体一致，都视孙中山为精神领袖。但共进会与文学社是两个独立的革命[GeMing]团体，有自己独立的组织、领袖与旗帜等，与同盟会只是合作关系，但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也就是说，同盟会同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关系，如同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类似，或者说就像当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同亲民党、新党的关系一样。

　　不仅如此，同盟会及其领导人，对文学社与共进会，乃至湖北革命[GeMing]不甚了解。当时曾经闹了一个笑话。那是辛亥年春，同盟会员谭人凤带着1000元革命[GeMing]经费考察湖北，他按照事先黄兴交待，湖北革命[GeMing]是同盟会员居正负责，就给了居正800元。接下来，通过接触共进会后，方知孙武是领导人，无奈就将仅剩的200元交给了孙武（柯文翔，《谭人凤》）。当他见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其貌不扬时，不仅分文未给，甚至不想再见。殊不知，蒋翊武实际领导着3000人的军队革命[GeMing]同志。而且同盟会多数领导人主张在南方及其边疆举事，只有同盟会中部总会诸君主张在长江中下游举义。在酝酿武昌[WuChang]起义[QiYi]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配角，发动时没人参加，直至成功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才纷纷赶到湖北共襄盛举。至于孙中山，当时人在国外，而首义后武汉的《大汉报》与《中华民国公报》上的“孙中山告同胞书”，都是革命[GeMing]报人胡石庵、蔡良村等人杜撰的。故我以为，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应张冠李戴，将武昌[WuChang]首义说成是孙中山领导或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