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网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网,是为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的有关精神，打造网上国史馆，推进国家史志信息化的建设的具体举措。中国年鉴网通过推出“阅后即定”等新技术，让历史能定时凝固下来，致力为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个人提供网上与移动历史空间，让每个行业、地区、单位以及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史记，都能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热点内容
推荐内容
网站首页 > 史海沟沉 > 史海文摘 >
缘何武昌称“首义”？--国家年鉴(3)
“首义”的标志
在一次辛亥革命[GeMing]论坛上，笔者曾向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先生请教此问题。皮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辛亥革命[GeMing]首先在武昌[WuChang]一举成功，而且全国纷纷响应，产生了质变。故人们便称武昌[WuChang]起义[QiYi]为辛亥革命[GeMing]武昌[WuChang]首义，或称辛亥首义。”
由此可以看出，武昌[WuChang]首义可诠释为“辛亥革命[GeMing]武昌[WuChang]起义[QiYi]首次一举成功”。这里的“首义”，不能简单地以辛亥年起义[QiYi]时间先后界定。因为在辛亥年，武昌[WuChang]并非是率先起义[QiYi]之地。同年3月29日，在广州发生的黄花冈起义[QiYi]，比武昌[WuChang]要早半年；同年爆发的保路运动中，四川还发生了成都起义[QiYi]，且有四川各州县与邻近省份起而响应。
那么，黄花冈起义[QiYi]为何不叫广州首义或黄花冈首义？成都起义[QiYi]不叫成都首义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鲜有权威的解读，很少有学者专门论述。皮明庥先生在行将绣梓的《辛亥武昌[WuChang]首义纪实》一书中，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指出，辛亥革命[GeMing]武昌[WuChang]首义，是全国性的革命[GeMing]运动，而且是由全国各省相继响应，相继独立和起义[QiYi]的组合行动。否则，就无所谓“首义”了。
的确。尽管辛亥年的广州起义[QiYi]早于武昌[WuChang]起义[QiYi]，但因为没有推翻清廷广东当局的统治而夭折；在辛亥年掀起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虽然鄂、湘、粤三省纷纷响应，只可惜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而失败，未能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继而，党人又在四川资州起义[QiYi]，同样未能动摇全川的清朝统治。
而武昌[WuChang]首义有别于其他的起义[QiYi]，它一举砸碎清廷湖广总督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政权，实现了辛亥革命[GeMing]的初步目的。笔者综合皮先生的观点，将武昌[WuChang]首义的主要标志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武昌[WuChang]起义[QiYi]取得了革命[GeMing]性胜利。攻克了湖广总督署，光复了武汉三镇：武昌[WuChang]、汉阳与汉口。“因武而昌”的武昌[WuChang]，是湖广地区的政治中心，湖广总督府与布政司设于斯；“汉水之阴”（本想按方位更名汉阴，因陕西有汉阴县在先，只好以“汉阳”将错就错了）的汉阳，是近代中国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重镇，也是汉阳府所在地；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汉口，设有汉黄德道、江汉关道与湖北巡警道。
武昌[WuChang]起义[QiYi]得到全国各省、海外华侨与海军的响应。自武昌[WuChang]首义到汉阳失守的48天中，先后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3个行省，先后宣布独立；清军海军反正。海内外各种志愿团体相继率敢死队、义勇军、奋勇军等纷纷来汉投身战斗。就连驻汉外国领事，也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起义[QiYi]军为交战团体。最后迫使清朝政权土崩瓦解，清帝退位。
武昌[WuChang]起义[QiYi]建立了新政权。11月11日，革命[GeMing]党人在武昌[WuChang]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废止了清朝国号、国旗与纪年，恢复黄帝纪年，九角十八星旗军旗飘扬在武昌[WuChang]城头。紧接着，全国各省推举首义都督黎元洪为中央大都督兼海陆军大元帅。继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
武昌[WuChang]起义[QiYi]成功后，湖北军政府制订、颁布了民主共和的第一部法典《鄂州约法》。由首义人士主持，宋教仁起草的这部法典，为中国实现共和奠定了法制基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以《鄂州约法》为基础制订的。
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武昌[WuChang]模式”。由于武昌[WuChang]首义后的军政府都督，是推举前清颇孚众望的“南洋名将”黎元洪为都督，独立各省大部分都是推举前清开明人士担任都督。组织机构也效法武昌[WuChang]模式。
武昌[WuChang]起义[QiYi]日为民国国庆日。1912年7月，辛亥首义志士李廉方在“征集全国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面对北洋政府提案拟定了三个日期作为国庆时候选：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日和南北议和协定日。他当即提出抗议，另提“武昌[WuChang]首义日案”（《教育杂志》12号“记事”，1912年12月）。他申述预案三个日期之非，以及武昌[WuChang]首义日当为惟一国庆日之理由。当时与会者，不尽同情革命[GeMing]，颇多附和北洋政府反对李说。后经李廉方引经据典，历述法国大革命[GeMing]与美国共和国庆均是首义日，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纷纷表态力挺。在表决时，与会者四分之三举手通过，推李廉方、黄炎培、贾丰臻三人修正提案，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同年9月28日，北京政府将李廉方的提案，交由临时参议院审议，正式通过以武昌[WuChang]首义日——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又称“双十节”（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WuChang]首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