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时间进入五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毛泽东[MaoZeDong]发动了“胡适[HuShi]思想批判”运动。而在这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三大运动”的同时，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HuShi]，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HuShi]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HuShi]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HuShi]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HuShi]思想’，等于温习胡适[HuShi]的书。”胡适[HuShi]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HuShi]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MaoZeDong]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HuShi]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HuShi]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从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HuShi]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HuShi]的思想。”胡适[HuShi]笑了起来：“没有胡适[HuShi]的思想就没有胡适[HuShi]！”

　　胡适[HuShi]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HuShi]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HuShi]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HuShi]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HuShi]“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

　　胡适[HuShi]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HuShi]，专门约见了胡适[HuShi]，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HuShi]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HuShi]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HuShi]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HuShi]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胡适[HuShi]对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没有作过任何回应，只是把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但他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HuShi]学生，就是胡适[HuShi]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大陆批胡适[HuShi]的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HuShi]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资料（指大陆批胡适[HuShi]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HuShi]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HuShi]“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HuShi]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HuShi]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看来，胡适[HuShi]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