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ChangZheng]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HongJun]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HongJun]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HongJun]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HongJun]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ChangZheng]。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HongJun]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HongJun]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HongJun]”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ChangZheng]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ChangZheng]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HongJun]自己对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ChangZheng]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ChangZheng]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GanBu]”，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ChangZheng]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ChangZheng]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ChangZheng]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ChangZheng]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GanBu]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以后的有关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被删去的长征[ChangZheng]日记

　　随着中国革命[GeMing]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HongJun]纪念碑，纪念馆，红军[HongJun]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ChangZheng]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HongJun]战士为革命[GeMing]，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HongJun]》。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HongJun]第一方面军长征[ChangZheng]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HongJun]第一方面军长征[ChangZheng]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ChangZheng]的红军[HongJun]干部[GanBu]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ChangZheng]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HongJun]和革命[GeMing]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GanBu]团（红军[HongJun]大学）的几个红军[HongJun]干部[GanBu]在1935年初红军[HongJun]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HongJun]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HongJun]粮食极度短缺的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ChangZheng]途中，红军[HongJun]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GeMing]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HongJun]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GeMing]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GeMing]宣传，又写到红军[HongJun]干部[GanBu]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HongJun]战士和干部[GanBu]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HongJun]干部[GanBu]，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HongJun]干部[GanBu]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ChangZheng]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