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ChangZheng]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GeMing]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ChangZheng]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ChangZheng]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ChangZheng]的历程，突出红军[HongJun]将士的革命[GeMing]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GeMing]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HongJun]的革命[GeMing]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ChangZheng]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ChangZheng]》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ChangZheng]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ChangZheng]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ChangZheng]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GeMing]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ChangZheng]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ChangZheng]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GeMing]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ChangZheng]：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ChangZheng]的名著，提供了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ChangZheng]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GeMing]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ChangZheng]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HongJun]“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GanBu]，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GanBu]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HongJun]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HongJun]，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HongJun]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HongJun]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HongJun]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ChangZheng]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ChangZheng]中的战绩很少提及，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GeMing]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GanBu]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对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GeMing]的忠诚。

　　长征[ChangZheng]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GeMing]理想主义和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ChangZheng]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GanBu]，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GanBu]战士讲话时留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ChangZheng]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HongJun]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ChangZheng]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ChangZheng]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长征[ChangZheng]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HongJun]成为革命[GeMing]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革命[GeMing]力量大发展。长征[ChangZheng]干部[GanBu]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GanBu]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ChangZheng]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GanBu]。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ChangZheng]干部[GanBu]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ChangZheng]，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HongJun]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GeMing]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GanBu]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GanBu]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ChangZheng]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HongJun]，因特殊情况，和长征[ChangZheng]中的红军[HongJun]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ChangZheng]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HongJun]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GeMing]是世界革命[GeMing]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GeMing]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ChangZheng]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ChangZheng]的叙述。

　　最后，《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ChangZheng]——来自红军[HongJun]长征[ChangZheng]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ChangZheng]。（本文摘自《革命[GeMing]年代》，高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