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的——从采访[CaiFang]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YiGe]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WenTi]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WenTi]，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WenTi]，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CaiFang]。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YouGuan]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CaiFang]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ZhiDao]，我能提出这些问题[WenTi]，显然我对他的历史[LiShi]相当熟悉，知道[ZhiDao]我是做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ZhiHou]，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CaiFang]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从刑满到去世，我成为惟一的采访[CaiFang]者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CaiFang]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ZhiHou]，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CaiFang]他。在采访[CaiFang]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WenTi]。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两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去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几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ZhiHou]——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CaiFang]者，多次采访[CaiFang]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