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刑满释放后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陈伯达说已经刑满，住在北京[BeiJing]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ZhiDao]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BeiJing]），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YouGuan]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YiGe]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时才八、九岁，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YiGe]道地的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惟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YouGuan]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BeiJing]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住在离北京[BeiJing]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ZhiHou]，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YiGe]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YiGe]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YiGe]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YiGe]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陈伯达必看新闻节目 个人藏书超过万册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BeiJing]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YouGuan]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居住的四合院，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那时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ZhiHou]，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YouGuan]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YouGuan]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藏书。但是，有关[YouGuan]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ZhiDao]我要来采访[CaiFang]，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ZhiDao]我的情况。

　　陈伯达要求采访[CaiFang]不要录音

　　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隔着茶几跟他相对而谈。我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

　　“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说道。幸亏，我能听懂他的话。

　　“在北京[BeiJing]大学。”我答道。

　　于是，说起了往事：1958年5月4日，北京[BeiJing]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BeiJing]大学大膳厅，向全校师生作报告。当时，我正在北京[BeiJing]大学读书，坐在台下听他的长篇报告。

　　“当时，你带来了一个[YiGe]‘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要带‘翻译’！”我说及当年的印象。

　　陈伯达哈哈大笑起来。这样，原本是尴尬的采访[CaiFang]，一下子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开始向他说明来意。其实，他事先也知道[ZhiDao]我的来意。这位“大秀才”此时引经据典起来，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

　　我当即答道：“我不是为你写回忆录，我是希望你能够答复我的一些问题[WenTi]。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有些问题[WenTi]不清楚。你是历史[LiShi]的当事人。你慢慢地，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我相信，你对我的谈话是会很有价值的。”

　　他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开始反过来问我一个[YiGe]问题[WenTi]。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那是你到延安以后写的。主席（我知道[ZhiDao]他习惯于称毛泽东为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满意，知道[ZhiDao]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

　　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