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以领袖人格作担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与中共和谈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电西北“二马”加快行动，利用和谈之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

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和皖南事变70周年的年度。回顾国共两党在90年的岁月里，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既有正面战场抗日的一面，也有在若干时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近期有些媒体和学者不辩是非，不明事理，对皖南事变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作了错误的叙述和评价，使得皖南事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本文力图还原皖南事变真相，以此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集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大举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驻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覆没，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变分子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1922年入党，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和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项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军中起领导核心作用。他对皖南事变确实负有责任，但客观地讲，不是负“主要责任”和“重大责任”。皖南事变的教训极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实和认识，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

（一）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以领袖人格作担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与中共和谈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电西北“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加快行动，利用和谈之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最终导致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近全军覆灭。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而实际情况是，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决定成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此后，国民党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下，力图利用其执政地位，对中共进行防范、限制、排斥甚至打击。这些文件经由国民党内部军政系统转发至各县。蒋介石饬令“加紧努力，切实执行”，“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因无所避忌”。于是就出现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竹沟）惨案、陇东事件、晋西事变等一连串由国民党方面挑起的针对中共及其武装的流血事件。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将其方针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首当其冲的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直接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第359旅由雁北进驻绥德，控制了该地区。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与此同时，阎、蒋部队联合进攻晋东南的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阎锡山又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4纵队和暂编第1师进攻。以上军事行动，大大压缩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129师第385、第386旅等部队集中力量打击阎锡山，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97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向平汉路以西的中共武装大举进攻，破坏抗日政权；第69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1940年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129师被迫自卫还击，于3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又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2个师大部。与此同时，华中新四军也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和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的压迫和进攻。1940年夏，由于中共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巩固的事实，开始将磨擦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告一段落。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表示要在“两年之中”解决中国命运问题，又说“今后的命运全在于内政”。这里的“内政”，即为反共。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和舆论准备。年中，蒋介石密谋进袭延安，集中了60万兵力分9路开始部署进攻，但后来在国内外各种正义力量的一片反对声中夭折。但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之后，胡宗南30万大军依然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在正面战场兵力严重不足时仍不投入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