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泽谕吉的逻辑中，他的所谓“文明[WenMing]”——实为弱肉强食的法则——具有绝对的价值，“文明[WenMing]”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日本[RiBen]是“文明[WenMing]”的代表，不服从日本[RiBen]就是不服从“文明[WenMing]”，因此日本[RiBen]发动的战争是“文明[WenMing]”的战争，而“文明[WenMing]”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不久之后写的一篇题为《直冲北京可也》(1894年8月)一文中再次重弹“文明[WenMing]”老调：

　　盖此次开战，是日本[RiBen]促朝鲜朝文明[WenMing]的方向改革，并让它自身真正自立。但那支那[ZhiNa]人却反对文明[WenMing]的主义，试图施以种种的妨害，终于以兵力表示对我的抗拒。与其由他们首开战端，不如我们断然宣战。支那[ZhiNa]人千百年来在周公孔子的梦中沉睡不醒，自尊自大，蔑视他人，以堂堂中华圣人国自夸，只有让它看到自身的无知蒙昧，事事才不致碍手碍脚；若对自身蒙昧无知毫无认识，那就要将自家的臭气传到邻国，反对改革，以至妨碍文明[WenMing]开化的事业，此罪重不可恕。倘若对其任意胡为坐视不管，任凭它以无知蒙昧之力压制文明[WenMing]革新运动，那就会使它越发傲慢，不知最终会做出何等事情来。也就是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WenMing]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WenMing]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WenMing]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WenMing]而战。给它顶门一针，乃至当头棒喝，启蒙昧国家之蒙，促其真正悔悟，甘心俯首于文明[WenMing]的脚下，以求上进，此为要紧。(《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0页)

　　根据这样的逻辑，福泽谕吉并不满足于在黄海上与中国[ZhongGuo]海军的战斗，他再次提出日本[RiBen]军队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ZhongGuo]还远远不够，还难以使中国[ZhongGuo]“幡然悔悟”，日本[RiBen]军队还要“直冲北京”——

　　要以文明[WenMing]之势力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就必须做出决断，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其俯伏于文明[WenMing]之师面前。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WenMing]大势赋予日本[RiBen]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RiBen]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WenMing]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501页)

　　接着，1894年8月11日，福泽又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提出“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又在8月16日发表《旷日持久会上支那[ZhiNa]人的当》一文，认为日本[RiBen]和中国[ZhongGuo]打仗不可旷日持久，“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断，直冲其大本营，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此外别无选择”。

　　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边口口声声“文明[WenMing]”，一边煽动日本[RiBen]政府和军队将侵略战争推上中国[ZhongGuo]大陆，尽快蹂躏和吞并整个中国[ZhongGuo]，将日本[RiBen]国旗插在中国[ZhongGuo]上空。这就是福泽谕吉所提倡的传播“文明[WenMing]”的途径和手段，也清楚地表明了他所谓的“文明[WenMing]”究竟是何种东西。正如现代日本[RiBen]学者竹内好在《日本[RiBen]的亚细亚主义》(1963)一文中所指出的：福泽谕吉所信奉的文明[WenMing]“并不是当时所流行的欧化，当然也不是鹿鸣馆中举办的化装舞会。对他而言，文明[WenMing]就是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不下去”。换言之，福泽谕吉的“文明[WenMing]”就是以进化论和社会生物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穷兵黩武、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所信奉的不是国际间的道义、友谊与合作，而是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来扩张日本[RiBen]的“国权”。在福泽谕吉的有关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的全部基本的特征——对天皇制专制集权的推崇，对“御亲征”的热望，鼓吹国家体制的军事化，动员国民踊跃参军，鼓动国民为战争捐款等等，他还在不少文章中动辄自称日本[RiBen]为“军国”。特别是，福泽的思想言论中有着军国主义者的非理性、疯狂性和冒险性的特征。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极力主张日本[RiBen]军队攻略中国[ZhongGuo]“四百余州”，在当时来看就是一个极大胆和冒险的想法，刚刚维新改革三十年的日本[RiBen]当时显然尚没有足够的国力做到这一点，但向来以理性分析见长的福泽，却异想天开地认真地向日本[RiBen]政府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以传统日本[RiBen]武士道精神为内核、以近代“文明[WenMing]”相标榜的近代军国主义的非理性和冒险性。

　　福泽谕吉虽然终生在野不仕，但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一直以民间学者文化人的身份开办学校、编辑报纸、著书立说，其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百年来日本[RiBen]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RiBen]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本[RiBen]面额最大的纸币——即一万元纸币上。统观明治以来直到1945年日本[RiBen]战败的八十多年间日本[RiBen]所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福泽谕吉的影子无处不在。日本[RiBen]所走的道路基本上就是福泽谕吉所设计的脱亚入欧、以欧洲列强的方式侵略中国[ZhongGuo]等亚洲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所谓“近代文明[WenMing]国家”的道路。福泽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在中国[ZhongGuo]大陆领土中首先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RiBen]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全都照样做了。然而，福泽为日本[RiBen]所设计的以对外侵略来扩张国权的道路，虽曾给日本[RiBen]带来了一时的“荣耀”，但却给中国[ZhongGuo]等亚洲国家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也最终使日本[RiBen]走向失败的深渊。对于近代日本[RiBen]来说，真所谓“成也福泽，败也福泽”！如何对待和使用福泽给日本[RiBen]人留下的思想遗产，足令后代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