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ZhongGuo]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支那[ZhiNa]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时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ZhongGuo]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支那[ZhiNa]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ZhongGuo]的命运，而是为了鼓动日本[RiBen]人参与“支那[ZhiNa]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张《支那[ZhiNa]帝国分割之图》，称是一位“在外国的友人寄来的一本《支那[ZhiNa]帝国未来记》中抄下来的”。这张图把中国[ZhongGuo]的各省份都标上了外国的主人，例如东北各省是为俄罗斯所分割，山东、河南为德国分割，湖南、江西等为法国分割，福建和台湾为日本[RiBen]人所分割。福泽附的这张图上的文字全是汉字，并无洋文，而且日本[RiBen]分割福建、台湾，和福泽此前此后的主张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由怀疑这张图实际上并非外国某书所绘，而是假托洋人，实则出自福泽自己之手。他在解释这张图、谈到日本[RiBen]为什么可以分割到台湾和福建时，这样写道：

　　日本[RiBen]在地理上与支那[ZhiNa]相近，欧洲列强能有今天的幸运，十几年来日本[RiBen]不仅与之有共同方向，给予大力协助，作为东道主人也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所以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ZhiNa]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RiBen]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并不忌讳使用“侵略”一词——引者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RiBen]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RiBen]国人得以满足。(《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在中国[ZhongGuo]的土地上“插上日本[RiBen]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RiBen]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福泽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对中国[ZhongGuo]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RiBen]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RiBen]接受中国[ZhongGuo]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RiBen]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ZhongGuo]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ZhongGuo]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ZhongGuo]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RiBen]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怀着对中国[ZhongGuo]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ZhongGuo]动势，一直在寻找与中国[ZhongGuo]“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动乱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福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RiBen]政府把朝鲜国内的动乱与中国[ZhongGuo]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ZhongGuo]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RiBen]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ZhongGuo]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ZhongGuo]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RiBen]……如果支那[ZhiNa]傲慢无理，使我日本[RiBen]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RiBen]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ZhongGuo]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RiBen]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RiBen]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支那[ZhiNa]人，其教唆者是支那[ZhiNa]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支那[ZhiNa]人……支那[ZhiNa]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ZhongGuo]兵虐杀日本[RiBen]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RiBen]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支那[ZhiNa]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RiBen]是被害者，支那[ZhiNa]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RiBen]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ZhongGuo]，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向支那[ZhiNa]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支那[ZhiNa]，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ZhiNa]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支那[ZhiNa]，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支那[ZhiNa]人也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