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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守护62万亿金融国资 工行原监事长倡三层次模式--中国年鉴网
“出资人必须实现单一化,才能明确权责。”工银国际监事长王为强建议,应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委员会。王曾任工行监事长。
王为强是在不久前全国“两会”期间,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健全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体制》议案的。他认为,从设计到执行,中国金融[JinRong]管理体系深层次问题[WenTi]正集中出现,已经无法摸着石头过河。
他指出,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机构在财权、事权、人事权等方面互相穿插、权责不清。62万亿的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年GDP的1.56倍,却面临所有者主体缺位、发展目标混乱的局面。
有专家认为,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的问题[WenTi]不在管理,而是金融[JinRong]与财政捆绑造成的。但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却另有诠释:信贷膨胀是代价,但它能发挥总体性的社会作用,使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做大,这对于一个既转轨又崛起中的大国来说非常必要。
“三层次”管理模式
王为强在上述建议中透露,我国现有各种金融[JinRong]企业约8000余家,实收资本总额4.5万亿,其中65%以上为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本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这其中,银行业金融[JinRong]机构的国有[GuoYou]资产又占了80%以上,整个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超过62万亿元。
据了解,银监会实施的监管“工具箱”,与二、三版巴塞尔协议同步,包括要求系统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提至11.5%,拨备率提至2.5%,存款准备金率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20%;与此同时,在房地产、高铁、核电等多个热点信贷领域,中央也采取了审慎措施。
如此庞大的体量,加上今年推出的资本新政,凸显了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固有缺陷,也加大了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赵坚给出一个例子:工、农、中、建等银行2009年一年,就在铁路系统放款9.7万亿,超过前两年信贷之和,而铁道部每年铁路建设基金、财政划拨,仅能提供两百多亿现金回流。
赵坚认为,以他对铁路近30年研究所得,高铁项目绝无回本余地,当年财政出资解决四大银行呆坏账的做法,“完全有可能在高铁项目上重演。”
“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目标多元,是一个现实问题[WenTi]。”王为强称,我国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企业经历了二十多年“准行政”管理模式,已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一切,均归因于“国有[GuoYou]产权多元代表”,导致“九龙治水”、产权搁置、所有者主体缺位等问题[WenTi]。
王为强称,政府以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所有者身份行使权力时,其公共管理职能和所有者职能一直难以区分开来,政绩要求与股东权益最大化高度冲突。
具体说来,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机构在财权、事权、人事权上互相穿插,权责不清。财政部为出资人,金融[JinRong]机构扩大股本需向财政部报批,而国有[GuoYou]资本盈亏却不归财政部管辖;“一行三会”与金融[JinRong]机构自身承担经营活动各方事权,而人事权则由组织部门与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多头管理。
由于各部门政策目标和利益取向存在巨大差异,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多次出现差异化决策,管理层管理目标不明确,左右为难的同时,也获得巨大的卸责空间,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
“出资人必须实现单一化,才能明确责权。”王为强建议,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管理委员会,从众多“婆婆”中挣脱出来,真正形成明晰产权。
他给出的建议是采用“三层次”模式:管委会为出资人,中央汇金公司作为控股公司履行资本管理权,金融[JinRong]企业履行经营管理权,改变此前多头管理格局,形成出资人派驻监事、控股公司派驻董事、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企业管理层进行运营的良性治理架构。
在此基础上,管委会一方面维持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一方面将各监管部门整合起来,建立金融[JinRong]监管协调机制。王为强称,这个协调,主要在央行与三家监管机构、财政部、发改委等各有关部门之间展开,以应对当前跨行业、跨市场的系统性金融[JinRong]风险。
“多头标准解决后,一些诸如高薪制等敏感问题[WenTi],也有望理清。”王为强称,出资人单一,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保值增值在绩效考核上也将统一,可推进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企业薪酬收入体系市场化、货币化和规范化。
金融[JinRong]财政捆绑新解
“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的问题[WenTi]不在管理,而在于国有[GuoYou]化的不当扩张,金融[JinRong]和财政过度捆绑。”对王为强的认知角度,赵坚另有看法。
赵称,如果说高铁建设属非盈利公共项目,为什么用的不是财政而是有息贷款;银行人士认为铁道部代表国家信用,不存在偿债风险,“可见国有[GuoYou]信贷有非市场化的一面。”
银行信贷和国有[GuoYou]企业这种非利润捆绑现象,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另有视角。姜在中国城市金融[JinRong]学会理事会一次内部讲话中称,国家竞争力五要素中,美国把金融[JinRong]竞争力放在首位。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力量形成这么大一个体量,“很不容易”。
“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的管理问题[WenTi],表面上是党企、政企问题[WenTi],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经济金融[JinRong]市场改革进程问题[WenTi],涉及到方向问题[WenTi]。”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JinRong]研究所所长夏斌直言,我国这么短时间内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非国家导向不能奏功,如果中国转轨和崛起问题[WenTi]没有解决,国家在政策金融[JinRong]上仍然要保持一定的权力。
姜建清分析,中国面临重大的社会经济转轨,然而国家财政没有转轨成本预算,操作起来到处挤成本,财政挤一点,百姓担一点,最后挤到潜在的不良资产里,表现为“银行手段的过度运用、信贷资金的过度增长”。
“凡事集利弊于一身,关键看是否利大于弊。”姜建清称,银行贷款给企业,企业本身往往没有或很少资本金。按照统计,中国企业寿命约5.4年,一个高新技术企业起来,一大批传统的倒下去,一个电视机知名品牌诞生背后,不知道死了多少电视机厂,王牌企业的风光,没有人计算它的社会代价有多大,由谁来承担。在国外是投资者承担,另外有社会保障基金,这些我们还没有改革到位。那么,企业死了以后怎么退出?“没有多少退出渠道,主要渠道就是变成显性或隐性不良资产,堆到银行账上”。
“信贷膨胀是代价,但它发挥总体社会性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做大。”姜建清称,就像打足了气的气球一样,几十年来,银行贷款增长大大超过GDP增长,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是几何级数抬升,对于一个既转轨变革,又崛起赶超的大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出现“政策性金融[JinRong]”表述,前两年有关部门还在回避这个问题[WenTi],现在的放开,“说明国有[GuoYou]金融[JinRong]资产的历史价值,正在与时俱进”。
贾康称,根据对海外的经验研究,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都有清晰的政策性融资机制。政策性融资在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WenTi]、支持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