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暂停酝酿

　　农村[NongCun]“三反”仓促推行到基层，出现了混乱。安徽省肥西县委春节前在上派区白衣乡进行[JinXing]“三反”，命令乡长、乡副支书、农会正副主任、村长等5人在农民代表会上检讨，当场宣布将农会主任撤职、开除党籍，并通报全县。县委还宣传“贪污者所得应点滴归公”，大多数干部[GanBu]听后很不安，都害怕处分、害怕赔偿，希望回家。结果等省委工作队下乡后，有的乡干部[GanBu]避而不见，有的村长、村妇女主任暗中挨户串联，要群众联名具保，证明他们没有贪污，甚至个别乡长私自召开党员、干部[GanBu]会议，互相约定走漏消息。（参见《安徽肥西县区乡三反运动[YunDong]发生偏向》，《斗争》1952年第130期。）在混乱中，有的地区还违反“五反”运动[YunDong]只在大中城市开展的规定，在县城和小集镇、乡村进行[JinXing]“五反”斗争。

　　面对农村[NongCun]可能再现1948年土改时的“左”倾错误之时，毛泽东果断地进行[JinXing]了纠正。在2月4日指示发出后第5天，他再次指示在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除典型试验外，均不得进行[JinXing]“三反”斗争，应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以防止发生混乱。指示还要求区、乡两级“三反”应放在春耕后做，并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号令之下进行[JinXing]。2月24日毛泽东又指示，县、区、乡三级的“五反”一律不得进行[JinXing]，将来何时进行[JinXing]、如何进行[JinXing]，中央另行通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73、259页。）

　　毛泽东的指示令行禁止，各地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华北区很快下发通知，“区村两级‘三反’应坚决停止，待春耕后作好准备工作后再进行[JinXing]。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即应指定主要领导同志指导有关部门，全力领导春耕和生产救灾。农业生产必须注意到不违农时，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华北局关于区、村两级“三反”运动[YunDong]一律待春耕后进行[JinXing]给平原省委的指示》，《建设》1952年第145期。）。华东区要求在春耕期间，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JinXing]“三反”，应全力从事春耕，县级机关的“三反”如果没有偏差可以继续。中南区认为土改只完成预定计划的36%，要在春耕前完成任务，就只能先进行[JinXing]土改，再进行[JinXing]“三反”，“如果同时并进，只能两相牵制，两相耽误”。建议县、区两级的“三反”推迟到土改和复查完成后进行[JinXing]，地级领导人除留1人主持运动[YunDong]，其他人都下乡指导土改。（参见《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3卷，第2015-2018页。）

　　西南区借纠正川西区邛崃县委四区的“三反”错误，于2月13日发出《关于纠正乡村与学校自发进行[JinXing]“三反”现象的通报》，指出运动[YunDong]不宜发展到区、乡，目前应全力领导春耕，“否则会影响农业生产，甚或形成混乱，给地主以可乘之机”（《西南工作》1952年第88期。）。西北区于2月15日也发出《执行中央关于县区停止三反领导生产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机关抽出不少于1/3的干部[GanBu]负责生产，并立刻派出检查组巡视，纠正生产混乱或停顿现象，区、乡要在3天内转入讨论布置春耕，贪污、浪费问题较轻的干部[GanBu]可以在工作中将功折罪。（参见《党内通讯》1952年第86期。）

　　“三反”果断暂停有效稳定了干部[GanBu]队伍，保证了春耕和土改顺利进行[JinXing]。但各地经过初步实践，对农村[NongCun]形势的估计、开展运动[YunDong]的方法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依然认为农村[NongCun]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很严重，需要通过“三反”来彻底整顿。比如东北区派工作队在吉林省蛟河县第四区二道河、黄松甸、富太哈三个村作典型试验后，在《关于蛟河三个村三反试点报告》中指出，三个村党员贪污现象还很严重。有的认为以前高估了农村[NongCun]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当前主要是确保农村[NongCun]生产、生活秩序，不需要普遍地进行[JinXing]“三反”。比如西北区就在各大行政区中率先宣布，根据陕西省长安县两个乡调查，现职乡村干部[GanBu]有贪污行为的很少，而且大多都处理过了；并认为县级以下贪污比较严重的，只存在于粮食仓库、合作社和税务局、派出所等几个部门，所以“不论老区、新区，乡村干部[GanBu]主要还是教育问题，都应实行不咎既往，杜绝今后的方针”。在老区召开各乡干部[GanBu]会议，进行[JinXing]一次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但不要发动群众；在新区只在不从事生产的干部[GanBu]中开展运动[YunDong]，对其他的干部[GanBu]只开展廉洁守法和增产节约教育；在游牧区和半游牧区只把下派干部[GanBu]集中到县上开展“三反”，在少数民族干部[GanBu]中不进行[JinXing]运动[YunDong]。（参见《党内通讯》1952年第102期。）两种意见相比较，在六大行政区里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当农村[NongCun]“三反”反复酝酿时，城市“三反”、“五反”的消极影响显现了。2月2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西南区在运动[YunDong]中工商业明显停滞，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也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工人因此失业，这些情况如果不迅速解决，将使我们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对此很快批复：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同样的问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24页。）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作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时间里，实现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保证完成二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就必须调整政策，让城市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在这些措施中，加强城乡商业交流，用农村[NongCun]市场为城市工商业提供生产原料、销售市场的办法无疑很重要。形势已经非常清楚，农村[NongCun]的“三反”必须再次推迟，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指出“三反”、“五反”已经造成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阻滞，尚未进行[JinXing]“三反”的县、区、乡一律停止运动[YunDong]，待今年秋征或明年再有步骤进行[JinXing]，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和土改复查。

　　经过不断实践，毛泽东也认为农村[NongCun]“三反”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情况区别对待，不能无条件全面铺开，在这个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基本一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YunDong]的基础上进行[JinXing]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明确老区“三反”应在整党中进行[JinXing]，即由工作队领导，在党内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开展，而不在群众中进行[JinXing]（可吸收少数积极分子参加），新区“三反”在土改、土改复查或民主建设中，以整风、审查鉴定干部[GanBu]、改善干群关系方式进行[JinXing]，不单独提“三反”口号。《指示》充分吸收了各地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原则性和操作性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