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区不同地方的态度差异较大。有的认为“乡村干部[GanBu]中的铺张浪费主要受上面影响，只要区以上干部[GanBu]作风改了，村乡干部[GanBu]较容易纠正”《贵州省委关于第三届党代表会议贯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西南工作》1952年第79期。），不需要在乡、村开展“三反”；有的则认为“区乡干部[GanBu]贪污普遍”，“税务所仓库主任无一不贪污”《川东区党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YunDong]的第三次报告》，（《西南工作》1952年第82期。），“三反”至少应当开展到乡级。所以，西南区只要求结合土改和复查，开展好县级以下的运动[YunDong]（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三反”运动[YunDong]一开始，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就关注着河北省香河县典型试验，希望能通过它找出适合农村[NongCun]的运动[YunDong]方法。1952年1月29日，安子文根据这个县的典型试验向毛泽东报告，认为农村[NongCun]中贪污、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在农村[NongCun]中普遍深入开展“三反”运动[YunDong]完全必要。不过，安子文认为农村[NongCun]“三反”应和城市、军队有所不同，方法上必须和整党活动结合，进行[JinXing]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觉悟程度；凡参加领导农村[NongCun]整党的干部[GanBu]，必须经过“三反”考验；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分批地进行[JinXing]，首先解决问题最严重的村庄，否则一下子全面轰开，势必重复1948年土改时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对安子文的意见有不同看法。当时城市和军队“三反”进入“打虎”阶段，到处声势浩大，（“五反”运动[YunDong]“五反”运动[YunDong]即1952年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YunDong]，斗争对象是城市违法工业者，与农村[NongCun]没有直接关系。）也大张旗鼓开展起来，毛泽东深受鼓舞，认为发动群众“打虎”的方法行之有效，农村[NongCun]可以在冬季农闲时节，利用这个方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运动[YunDong]，不需要被过多规定约束。毛泽东一面同意“三反”和整党结合，一面在2月4日指示各地，明确省委和地委制定“打虎”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三级的预算，2月份不要将“三反”和“打虎”发展到县、区、乡等，上级机关“打虎”完毕组织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训练后下乡，发动群众开展运动[YunDong]，力争3月份完成县级运动[YunDong]，4、5月份完成区、乡两级运动[YunDong]。为慎重起见，指示没有提及村级“三反”，不过毛泽东特意指出，根据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村干部[GanBu]中是存在贪污，而且有 “老虎” 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如果按照2月4日指示执行，农村[NongCun]“三反”就会像安子文所说那样，一下子全面轰开，难以做到有计划地逐步进行[JinXing]，也无法和整党结合。此时春耕已迫近，倘若“三反”出现失控，势必影响生产大局。但“三反”中毛泽东采取了临阵督战方式，一再催促地方实现既定目标。于是各地采取行动，争取在春耕前完成任务。华北区将区干部[GanBu]集中到县里，学习后问题不严重的干部[GanBu]回乡，问题严重的留下接受处理。全区县、区、乡级运动[YunDong]计划在2月20日前结束，然后转入春耕，春耕后再进行[JinXing]村级“三反”。西北区曾打算“从本月中旬先由县级雷厉风行的搞起，再推及区、乡，在乡村中，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于春耕前普遍进行[JinXing]一次热烈的民主运动[YunDong]，消除贪污，停止浪费”（《习仲勋同志关于西北三反斗争发展情况及组织打虎战役办法向中央的报告》，《党内通讯》1952年第93期。）。现在，西北区要求先开展县级机关的“三反”斗争，同时召开为期10多天的三级干部[GanBu]会议，区、乡两级和部分村级干部[GanBu]参加，在思想教育、调查坦白基础上，掌握干部[GanBu]的基本情况；然后在上级帮助指导下，在区、乡开展10多天的群众性民主运动[YunDong]，普遍揭发，有贪污、浪费等问题的干部[GanBu]，必须向群众公开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