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何干之在篇章布局上独具匠心，使“《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确立的教学体系，一直沿用至今”。以1964年版为例，何干之将第一次国内革命[GeMing]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将第二次国内革命[GeMing]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将抗日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将第三次国内革命[GeMing]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他把新中国[ZhongGuo]成立后的头七年划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两个阶段写入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史教材，何干之是第一人。这一时期划分和阶段命名一直沿用至今。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GeMing]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对后来中共历史教材的编排体系奠定了基础，1980年以后出版的大量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史教材，其框架均参照了何干之编写的《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足见这部著作的影响。甚至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ZhongGuo]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章节编排上与《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如《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将抗日战争分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三章，《中国[ZhongGuo]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设“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抗日民主阵地”、“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四章。《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将解放战争分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斗争”、“人民解放军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ZhongGuo]人民革命[GeMing]的胜利”三部分，《中国[ZhongGuo]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则设四章，分别是“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战争的历史转折”、“中国[ZhongGuo]新民主主义革命[GeMing]的伟大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何干之的研究还涉及到新中国[ZhongGuo]成立后的民族工作，他评论说“西藏人民由黑暗转向光明，人口将逐渐增长，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将逐步提高，这是西藏人民的胜利，中国[ZhongGuo]人民的胜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学说和中国[ZhongGuo]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他对民族问题的探究，对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丰富了中共历史研究，促使中共历史研究逐步向多元化发展。

　　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撰写原则。《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几经修改，每次何干之都对旧版中一些不适当的提法加以修改。如1960年版中把1954年版中湖南工人斗争取得胜利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是“由于中国[ZhongGuo]共产党的领导”；1965年修改时把之前关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GeMing]智慧、坚强意志、组织天才和实际精神，打下了湖南工人运动的巩固基础”等词句删去等。这两次的修订都处在“左”倾思想泛滥之际，但何干之坚持实事求是，不人云亦云的撰史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风骨。此外，他对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ZhongGuo]以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是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评价也在党内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占据主流地位。这种秉笔直书、求是求真的治学风格，影响了随后的中共历史研究。

　　何干之编写的《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GeMing]’后编写的党史教材，虽然所依据的材料比过去多了，编写者的认识、观点也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框架仍然源于何干之的《中国[ZhongGuo]现代革命[GeMing]史》。”它“史从论出”的特点，“此后的中共党史读物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