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

　　1929年6月，中共中央[ZhongYang]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警告：“无疑义的在中国[ZhongGuo]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ZhongGuo]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如此严肃的警告，陈独秀[DuXiu]早已心知肚明，但他顾不上禁忌，8月5日再次给中央[ZhongYang]去信，全文约14000字，专题讨论中国[ZhongGuo]革命问题，全面亮出与中央[ZhongYang]的分歧意见[YiJian]。

　　陈独秀[DuXiu]在信中说：“1925至1927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的整个政策是机会主义。”“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中央[ZhongYang]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ZhongYang]，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可是，“当时的中央[ZhongYang]对于我的意见[YiJian]，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

　　陈独秀[DuXiu]对政治高压极为厌恶。如：动辄以“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错误”等，压抑党内的正常交流与批评；动辄以“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或者其他什么派的帽子，打击不同意见[YiJian]的同志[TongZhi]。他渴望“真正的党的一致”，那就是“同志[TongZhi]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ZhongYang]有显然不同的意见[YiJian]，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而维护党的民主制度，又是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出于这种思想基础，他才无所畏惧地写了这封长信。他在信末写道：“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TongZhi]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地把我的意见[YiJian]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信发出前后，他便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这是中国[ZhongGuo]最早的托派小团体。这些年轻人以正统托派自居，非但不对陈独秀[DuXiu]的加入表示欢迎，反而采取拒之千里的态度，竟然把陈独秀[DuXiu]等的加入，说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并要求首先承认“我们的话派”的正统地位。如此排斥和刁难，陈独秀[DuXiu]都一一忍受，表现出了少有的雅量。但是，他的追随者彭述之和尹宽却以党内老同志[TongZhi]自居，看不惯这帮年轻人的骄横做派，认为他们“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谈判从而陷入僵局。

　　恰在此时，托派分子刘仁静等人从苏联回国。在回国途中，刘仁静还绕道土耳其，拜见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将由自己起草的《中国[ZhongGuo]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交给刘仁静，并让刘仁静以Lels（列尔士）的化名，担任他在中国[ZhongGuo]的通讯员。刘仁静回到上海后，以“老托代表”的特殊身份调解陈独秀[DuXiu]派与“我们的话派”的关系。他以为凭借“老托代表”的身份，可以促成陈独秀[DuXiu]等和“我们的话派”的联合。没想到“我们的话派”中的梁干乔比他还横，横竖不吃刘仁静的那一套，就是以中国[ZhongGuo]托派“正统”领袖自居，惟恐陈独秀[DuXiu]的加入会危及目前的地位。因此，一再给陈独秀[DuXiu]等设置障碍，先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继而又提出在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可以个别而非集体地加入，后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刘仁静看不惯了，这班人太毛糙，太不知深浅，简直是“孩子们胡闹”。为此，他又以“老托代表”的身份召集会议，改组“我们的话派”的领导机构，吸收陈独秀[DuXiu]等参加。可结果仍然没有奏效。陈独秀[DuXiu]烦怒了，也等不及了。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发起组织“中国[ZhongGuo]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通过由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DuXiu]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璠为常委，秘书长为吴季严。这是继“我们的话派”后，中国[ZhongGuo]出现的第二个托派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