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施存统为浙江同乡，又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二人早年读书期间即接受了各种新思潮的洗礼，对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思想颇有好感，并满腔热情、满怀憧憬地参加了具有明显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色彩的工读互助运动。在工读互助运动失败后，他们对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中国革命的目标、途径、方法等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施存统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的长文，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ZhuYi]的社会组织底下，靠少数人组织工读互助团奋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表明他从一个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转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ZhuYi]。俞秀松也对他的观点表示“大旨没有不同”。他们逐步抛弃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和空想社会主义[ZhuYi]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ZhuYi]观点，不久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

　　袁振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和社会主义[ZhuYi]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二代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的一个代表人物。袁振英早年就曾信仰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1912年至1913年在香港创办了“大同社”，宣传、研究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思想，追求提倡世界大同。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和同学赵太侔、黄凌霜等人组织成立了新的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团体——实社，并出版不定期刊物《自由录》，撰写发表大量研究宣传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的文章，并译介了爱玛·高曼等著名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理论家的重要论著，对中国一代青年影响很大。

　　在这样一些典型代表以外，中共早期组织的其他一些成员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的思想并受其影响。如李汉俊是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ZhuYi]理论家，但李达曾说道：“李汉俊原是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李达还曾回忆说：“当时对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的认识很模糊，左点右点谁也分不清，况且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在中国传播又早，宣传的主张又好听……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发起人中，就有好几个是安那其，施存统、李汉俊、沈定一（即沈玄庐）都是。”沈定一其实并不完全相信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但有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思想的某些倾向。邵力子就认为：“在马克思主义[ZhuYi]小组里，沈玄庐有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思想倾向，但不是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者。他主张父子间称名字，他的儿子和媳妇，就直叫他的名字的。”早期组织成员沈雁冰、沈泽民兄弟早年也非常欣赏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的观点，沈雁冰在《回忆上海共产主义[ZhuYi]小组》时就说：“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ZhuYi]以前，开始时都接触过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我也喜欢无政府[WuZhengFu]主义[ZhuYi]的书，觉得它讲的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