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对于一般士子而言，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对于有着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的政党成员来讲，也有着自觉的意识和热烈的追求，因为如果没有通过阅读而带来的知识、经验（间接经验）、眼光、素养等，那就很难设想这个政党会有怎样的作为。从党的历史来看，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特别是领导这一层面，这除了其成员多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更是出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自觉性使然。然而，关于历史上党内的读书学习，迄今大概还没有一本专门的和详实的书来分析和纪录。那么，提到历史上党内的若干“读书种子”，倒是可以先来说说。确实，历史上党内的热爱读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读书种子”大有人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时代要求和氛围曾造就了全党浓郁的读书风气和良好学风的建立，如“延安整风”时期等等，而在此前后涌现出的“读书种子”，如以代际和类型来看，似可大致分为老一辈的“延安五老”（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以及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读书种子”（如李一氓、张友渔、胡乔木、萧克、田家英、邓拓等）这样几种。这里主要谈谈历史上我党高干中的几位“读书种子”。

　　张友渔：从旧纸堆中得来学问和知识

　　著名法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属于自学成才。他认为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都来自旧书堆，读书主要靠自己学习。

　　张友渔回忆：在青年时，“我看的书范围很宽，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读，尤其喜欢阅读小说。此后在北京，在上学、教书及办报的时期，我一直保持了这一逛旧书店、旧书摊买旧书的习惯，一有空就跑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那里的书便宜，而且常常可以遇到一些很好的书。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经常抽空去逛神田区的神保町。那里旧书店很多，一到天黑，马路两旁就摆满了旧书摊。解放后，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我家里存书几万册。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其实着了这个‘迷’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