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全集》 中华书局

　　1924年9月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在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古史辨’派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ZhongGuo]学术史中。

　　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ZhongGuo]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ZhongGuo]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疑古”实际上仅是顾颉刚学术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顾学是一座结构宏富、深邃莫测的庞大宫殿，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XianDai]经学[JingXue]、古籍[GuJi]整理[ZhengLi]等等都是这座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ZhongGuo]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XianDai]学术的先驱。

　　“开创历史学的新时代”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刊所附《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ZhongGuo]古史”这一命题，引起了人文学界的巨大震荡，一场古史论战就此展开；1926年，顾颉刚将各方讨论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使得一个以“疑古”为旗帜的“古史辨派”在中国[ZhongGuo]史坛迅速崛起，成为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七册《古史辨》，构成了民国学术史上的辉煌一页，是前后20年间这一学派巨大业绩的历史明证。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ZhongGuo]古史”这一命题被后人誉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此一发现在当时则充当了“轰炸中国[ZhongGuo]古史的原子弹”。两千多年来，“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千古一系的君统，“三圣传心”、“尧舜孔孟”的道统，以及以经学[JingXue]为主体的学统，“古代为黄金时代”的三代王制观念，一直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对传统社会性命攸关的意识形态内容，均立足于帝系即“历史”的叙述上，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尧舜禹启这些历史人物，就根本不会有所谓“黄金世界”和道统，失去这个根基，“封建”意识形态将全部坍塌。顾颉刚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事实，并采用釜底抽薪、历史还原的方法，全面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经学[JingXue]上古史系统，由此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革命”。

　　这场“古史革命”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赞誉：“层累说”“替中国[ZhongGuo]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语），并被认为“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语），“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ZhongGuo]史学现代[XianDai]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余英时语），齐思和则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ZhongGuo]近世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尔（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广铭曾总结说：“在新文化运动中，在哲学史、思想史方面，胡适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在历史学方面，真正开创了一个时代、代表新思潮的，应当是顾颉刚。”

　　今天看来，作为现代[XianDai]中国[ZhongGuo]史料批判运动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主要推动者，顾颉刚对历史学最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他奠定了历史考据或史料批判作为现代[XianDai]史学基本纪律的地位。现代[XianDai]史学的铁则是“拿证据来”！只要这个铁则还不过时，只要历史研究[YanJiu]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中国[ZhongGuo]历史上最需要严格审查的一批证据，就是关于上古史的文献，——不管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因这批文献全出自后人的追述和传说，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为现代[XianDai]史学所认可的“一手材料”或“原始文献”可言。顾先生和“古史辨”派的不朽业绩，就是按照现代[XianDai]史学的规范，启动了对这批文献的审查程序。应该说，这一审查迄今并未完成，甚至还会一直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