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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国家史册(3)
学可并乾嘉:铸造古籍[GuJi]整理[ZhengLi]的新典范
古籍[GuJi]整理[ZhengLi]始终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顾颉刚的疑古事业,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GuJi],古史辨与古书辨就这样二位一体,而所谓的古书辨就是古籍[GuJi]整理[ZhengLi]。在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JingXue]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的同时,顾颉刚还开启了古籍[GuJi]整理[ZhengLi]事业的崭新时代。
整理[ZhengLi]前代古籍[GuJi]是历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顾颉刚,陈陈相因的古籍[GuJi]整理[ZhengLi]面貌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打败了经学[JingXue]。其中,考辨典籍的成书时代,尤具特殊意义。《尧典》不是尧时载记,《禹贡》也不是夏时版图……由经书而诸子,老子、墨子、杨朱、荀卿等纷纷被列入考辨的视野。虽然对于诸典籍的年代考索还有种种争议,有的至今未能定论,但是,经书与诸子的年代,终于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层累说”的理论视域中整理[ZhengLi]古籍[GuJi],不但古书的造作年代,连所述内容等等,都必需经过科学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认。如同余英时所说,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这一典范的铸就,是顾颉刚对于古籍[GuJi]整理[ZhengLi]事业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贡献。
顾氏不但提供了古籍[GuJi]整理[ZhengLi]“范式”,他还以丰富的古籍[GuJi]整理[ZhengLi]实践,为学界提供了现代[XianDai]古籍[GuJi]整理[ZhengLi]的最佳样本。在《尚书·大诰译证》中,他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与相关的“传”、“注”材料,会通汉魏以后各类专家的学说的精华,结合考古、古文字学材料,从语言方面寻出头绪,译成今语,作成考证。杨宽认为顾已做到“著为定本”,许冠三则说,这是顾颉刚“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为核心,顾颉刚的一生,在古籍[GuJi]整理[ZhengLi]实践方面多有开创,并屡屡制订富有远见卓识的古籍[GuJi]整理[ZhengLi]规划。他是古籍[GuJi]今译的最早尝试者,二十四史点校工程的最早规划者和启动者……顾颉刚还有许多古籍[GuJi]整理[ZhengLi]规划,由于时代限制,虽无法在他生前落实,今天却都成为学界古籍[GuJi]整理[ZhengLi]的重点。如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提出编辑“经藏”的设想,并为此制订了系统的整理[ZhengLi]计划,今天学术界对于“儒藏”的整理[ZhengLi],可以说是顾颉刚“经藏”计划的延伸。丰富的前瞻性使顾先生的诸多宏伟规划,与其他学术成绩一样,成为不可忽视的宝贵学术遗产。
而顾颉刚在古籍[GuJi]整理[ZhengLi]事业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能也将最终决定他在20世纪中国[ZhongGuo]学术史上的地位。如果说,乾嘉学派所从事的是汉代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古典文献整理[ZhengLi]”运动,那么,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的事业,则是继乾嘉学派之后又一次带有典范意义的“古籍[GuJi]整理[ZhengLi]”运动,而且,这次“整理[ZhengLi]”与乾嘉不同,“乾嘉学派”的整理[ZhengLi]仍然是在“传统”的范畴之内,而“古史辨”则是在“现代[XianDai]”范畴之中,从而给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YanJiu]奠定了基础。
包含并远不止上述内容的《顾颉刚全集》,于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顾颉刚的逝世,不仅是史学上的胡、傅、顾时代的结束,更是中国[ZhongGuo]古典学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但“古史辨”派肯定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ZhongGuo]学术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