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引发批判[PiPan]俞平伯导火索

胡适[HuShi]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弟子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1948年底，天玄地黄之时，胡适[HuShi]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俞平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表现积极，从其公开发表[FaBiao]的诗歌可见一斑，如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及赞颂抗美援朝的诗，“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

1952年，俞平伯应文怀沙之约，在上海的棠棣书店出版了《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HongLouMeng]》的毛泽东[MaoZeDong]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

此时，俞平伯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HongLouMeng]，但在惯性的作用下，治学走的仍是考据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FaBiao]了《红楼梦[HongLouMeng]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李希凡和蓝翎，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HongLouMeng]简论》不以为然。他们开始着手写文章[WenZhang]《关于〈红楼梦[HongLouMeng]简论〉及其它》，向“新红学”权威俞平伯挑战。此文发表[FaBiao]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第9期。

这样一篇进行正常学术探讨的文章[WenZhang]到了高层手里，就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围了。随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两个“小人物”的预料。

江青读了发表[FaBiao]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WenZhang]大为赞赏，就推荐给毛泽东[MaoZeDong]看。毛泽东[MaoZeDong]看后也认为不错，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邓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商量的情况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蓝翎，让他们将文章[WenZhang]修改后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FaBiao]。岂料，文章[WenZhang]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转载一事搁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历史充满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暂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静的深水，正在积聚着惊涛骇浪的能量。中宣部、《人民日报》、中国作协等有关领导，刚开始也没有参悟到转载此文背后的玄机。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这次参加谈话的有周扬与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正副总编邓拓、林淡秋等人。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9期，说毛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WenZhang]，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林默涵、何其芳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WenZhang]，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扬说：“很粗糙，态度也不好。” “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

“文革”前，周扬对毛泽东[MaoZeDong]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解放后，江青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

学者徐庆全从信札研究人手，分析了周扬与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大批判[PiPan]的关系问题，周扬和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开展批判[PiPan]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最初都有不同的看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就引发了与其中很有关系的江青的矛盾冲突，也为后来周扬、邓拓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找李希凡、蓝翎谈话时说：“你们的文章[WenZhang]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们改一改，发表[FaBiao]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于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HongLouMeng]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HongLouMeng]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HongLouMeng]》，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这篇按语，连同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FaBiao]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WenZhang]《评〈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所加的按语，均引起了毛泽东[MaoZeDong]的不满。本来他听了江青关于文章[WenZhang]转载过程的反馈，就有些生气；等看了这些按语，更认为“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FaBiao]权威们的文章[WenZhang]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广？”

10月16日，毛泽东[MaoZeDong]的一封信，震荡了中国知识界。这天，毛泽东[MaoZeDong]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WenZhang]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WenZhang]驳《红楼梦[HongLouMeng]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WenZhang]”，“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FaBiao]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一书的文章[WenZhang]。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HuShi]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PiPan]。《武训传》虽然批判[PiPan]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PiPan]文章[WenZhang]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PiPan]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MaoZeDong]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封信的阅读对象竟有28人之多。毛泽东[MaoZeDong]在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MaoZeDong]”

风暴中心的俞平伯以及两个“小人物”，直到1967年5月27日，报纸公开发表[FaBiao]毛泽东[MaoZeDong]的这封信，才得以了解内幕。不知俞平伯看到此信是否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而两个“小人物”当时也只是听说，直到十余年后才读到这封事关两人一生命运的信的原文。袁鹰自1953年供职《人民日报》文艺部，曾在领导的授意下撰写批判[PiPan]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忆录记录下初次读到此信的感受：“这封信写得如此严厉，如此明确，使人有点不寒而栗。”袁鹰还指出“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立刻就严重而且变了质”。

俞平伯的红学梦魇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HuShi]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HongLouMeng]〉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HuShi]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PiPan]胡适[HuShi]的文章[WenZhang]，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PiPan]俞平伯。邓拓传达毛泽东[MaoZeDong]的指示说：“俞乎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HuShi]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PiPan]转变为对胡适[HuShi]思想的批判[PiPan]，首先要批判[PiPan]胡适[HuShi]的实用主义。”于是，王若水查找资料，连夜突击，这篇文章[WenZhang]便很快见报了。

风向又变了。批判[PiPan]胡适[HuShi]与胡风之风骤起，意味着批判[PiPan]俞平伯由高潮转向尾声了。

有史料记载，俞平伯所在的文学研究所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PiPan]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PiPan]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也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PiPan]小组。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PiPan]会110多次，发表[FaBiao]批判[PiPan]文章[WenZhang]500多篇。这期间，俞老先生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就是“赶会”——哪里有批判[PiPan]会就被“邀请”到哪里。

这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判[PiPan]，让俞平伯尝尽了人世间的苍凉，这个全国性的大批判[PiPan]，就像一个时代的梦魇，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从此，老君堂前门可罗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顾颉刚可慰心情。

当批判[PiPan]胡适[HuShi]的文章[WenZhang]劈天盖地、绵延不绝而来时，作为胡适[HuShi]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HuShi]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的初步检讨》。这个检讨“周扬看过”，检讨发表[FaBiao]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PiPan]中淡出了。大洋彼岸的胡适[HuShi]关注着这场大批判[PiPan]，“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HuShi]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HuShi]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HongLouMeng]》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苦罪。”

俞平伯倦说红楼

1954年大批判[PiPan]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对其晚年的学术生涯曾用“只有旧醅，却无新酿”八个字来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庆祝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标志着1954年对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PiPan]，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在80岁后得句云：“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并加注：“十二年为一纪”。白发老人回首前尘旧事，真像梦幻泡影，正如《红楼梦[HongLouMeng]》中的偈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都已过去了。可是，那历史的伤疤，时代的风雨，批判[PiPan]的阴影，真的能被时光的流水全部带走吗？

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载俞平伯晚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HongLouMeng]》”。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却念兹在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的遗言：“胡适[HuShi]、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HongLouMeng]》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HongLouMeng]》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

（本文摘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