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可以死，而陈寅恪不能。因为静安先生[XianSheng]那不死的灵魂，还有他可以托付，而他尚无可以托付之人，一副皮囊虽不足惜，但那“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灵魂——“自由[ZiYou]之思想，独立[DuLi]之精神[JingShen]”，却不能无处安身。因此，他以煎熬着的残病之躯挺立着，超越了生理的极限。

　　1月19日，梁启超因协和医院值班护士之误，死于手术医生之手。

　　3月15日，梁之好友，南开新私学创始人，用一生来“通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通文理之用”，用一生来信守“立国自由[ZiYou]民主，立人忠孝仁义”的严范孙先生[XianSheng]，亦病逝于天津了。随之而来的夏季，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在党国派来的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先生[XianSheng]的演讲声中终结了。

　　静安之碑

　　这一年的6月3日，乃王国维绝命两周年纪念日，值此国学院谢幕时，清华师生请求为静安先生[XianSheng](王国维字)立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南。

　　碑之铭文，清华人敦请陈寅恪先生[XianSheng]来作，寅恪先生[XianSheng]椎心泣血，发为斯言：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ZiYou]，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先生[XianSheng]以一死见其独立[DuLi]自由[ZiYou]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XianSheng]之著作，或有时而不章;先生[XianSheng]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DuLi]之精神[JingShen]，自由[ZiYou]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斯言一出，正本清源，非独为静安先生[XianSheng]立一丰碑，实亦欲以静安先生[XianSheng]为表率，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立一文化个体性的精神[JingShen]丰碑。

　　静安先生[XianSheng]临终前，留下绝命词：“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五十而知天命”，王国维和鲁迅，都预见了革命[GeMing]就要来临。鲁迅继《狂人日记》后，发表《阿Q正传》，从“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GeMing]”，前者是文化革命[GeMing]寓言，后者是社会革命[GeMing]传奇。

　　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大谈“殷周之际革命[GeMing]”，他多么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GeMing]，是一场像文武周公那样的圣人革命[GeMing]，没想到他曾向往的革命[GeMing]，召唤出来的却是吃人或被人吃的阿Q们。

　　鲁迅作为“狂人”之一，没有逃避这场阿Q式革命[GeMing]。但他却像“狂人”一样，对革命[GeMing]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如何能在革命[GeMing]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国民革命[GeMing]中既批判国民性而又不成为“人民公敌”如何在压倒一切的群众运动中前进而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个体性这便是鲁迅!

　　王国维太单纯，他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革命[GeMing]，无法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间生存。

　　当即将来临的革命[GeMing]，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他将怎样的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他面对的革命[GeMing]，不但不能寄托其文化理想，反而要毁灭其文化理想。

　　一种文化理想，当其受难时，必有殉之者如静安先生[XianSheng]，亦当有守之者如寅恪先生[XianSheng]。

　　记得梁任公在袁氏复辟帝制时曾说，哪怕四万万人都服从了，只剩下他一人，他也要反对帝制!不为别的，只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我们相信，他对国民党训政及其党化教育也会如是说。

　　此二人者，静安之死为悲剧，任公之死如喜剧，惟寅恪先生[XianSheng]，受尽折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