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年）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RenZong]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RenZong]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RenZong]想听听范仲淹[FanZhongYan]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RenZong]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FanZhongYan]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RenZong]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FanZhongYan]因此逐渐失去仁宗[RenZong]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RenZong]，并在朝官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RenZong]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这也是向仁宗[RenZong]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XinZheng]来说，就等于自杀。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绝不承认自己是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XinZheng]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RenZong]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GaiGe]之声连成一片，仁宗[RenZong]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FanZhongYan]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六月，宋仁宗[RenZong]任命范仲淹[FanZhongYan]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FanZhongYan]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GaiGe]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FanZhongYan]，仁宗[RenZong]全面动摇。

　　十一月，仁宗[RenZong]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庆历五年正月，仁宗[RenZong]罢免了范仲淹[FanZhongYan]参知政事职务，贬官到陕西彬县当一把手；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山东郓城；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罢免积极支持改革[GaiGe]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XinZheng]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

　　之后不久，新政[XinZheng]大部分措施陆续停止执行，幸亏包拯等人还尽力为抑制"门荫"等措施说了一点儿好话，否定新政[XinZheng]的步子才延缓了一点。庆历新政[XinZheng]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等到20多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XinZheng]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现。

　　后来王夫之总结庆历新政[XinZheng]的得失，说仁宗[RenZong]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时对范仲淹[FanZhongYan]的确很信任，但对改革[GaiGe]阻力估计不足，遇到滔滔反对之声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终致无所建树。在这一点上，仁宗[RenZong]不如他的孙子神宗，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条，如果改革[GaiGe]触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线，就必然会中途失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FanZhongYan]无愧地做到了。不过，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这样的仁人志士，总笼罩着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