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1951)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生于天津。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严修家馆。1904年，张伯苓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1918年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

　　■ 教育片言

　　只许往前走

　　张伯苓为教育四十余年而不辞辛劳，有人问他当中的秘诀。张伯苓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左右两眼被蒙着，只许往前走，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我只知道往前走，决不说‘成了，可以乐一乐啦！歇一会儿再走’。赌博的人不是风头顺就下大注吗？我也是如此———往前进。”

　　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已经毕业16年了。就在张伯苓毕业的第二年(即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开始维新变法。同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即今日北京大学)，教育新潮在陈旧的大清体制中开始萌发。1911年，这位不甚关心政治的教育家与立宪运动擦肩而过。像诸多立宪派的抗议一样，清廷对于此次抗辩，全不在意。

　　“美满的事”

　　张伯苓弃水师而从教育，契机也在1898年。当年5月，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旋即拱让给英国。张伯苓感到“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

　　胡适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目睹这一切，深受刺激，喟然发叹：“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几个月后，张伯苓开始在严修家馆任教。严修，近代史上被封尘已久的一个名字，张伯苓和南开之所以能在日后风生水起，实得益于严修。晚清变法，袁世凯受命在直隶天津先行尝试，在天津兴办教育成绩斐然的严修落入袁世凯的视野。当时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多出自严修，袁世凯尝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 可见严修的重要。

　　不过，严修与袁世凯的交情，还不在于兴办教育。1908年11月，摄政王载沣对袁世凯施以辣手，袁“仓皇出都，旧识无敢与通讯者，惟学部侍郎严范孙修独抗疏，讼言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等语……”1909年1月5日袁离京，只有严修和杨度二人陪着落魄孤单的袁，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之后袁世凯东山再起，炙手可热之际，严修却拒绝了袁世凯邀其入仕。一介布衣，笑傲公卿。

　　南开之所以为南开，和严修与北洋的渊源是分不开的。

　　所以，胡适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