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下定决心，要向他那个时代“严酷的道德观”进行一次美妙的挑战。为此，他不顾好友们劝阻，将攻击他生活作风和性取向的昆斯伯里侯爵告上法庭。

　　这名牛津大学高材生、名声斐然的诗人以及生活放浪的同性恋者，并未把世俗的非议放在心上。他和侯爵的儿子关系密切，公开交往。被惹恼的侯爵散发信件，指责他的私人品德，甚至对他进行跟踪骚扰。王尔德不堪其扰，他相信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决定诉诸法律。

　　王尔德有很多理由感到自信。此时，他在欧洲大陆巡回旅行，名气如日中天。他的剧作到处上映，人们对他迷恋不已——这一切让他相信，他能够在法庭上用华丽辞藻为自己赢得官司。

　　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根本没有在意1895年的英国有多么保守。要知道，此时的法律里，同性恋甚至还被规定为有罪。尽管人们对于同性恋此时尚存在着部分宽容的心态，但卫道士们早已经将王尔德攻击为道德败坏的同性恋领袖人物。王尔德因为自身的才华和成就在许多人心里得到了豁免，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已经开放到接受同性的爱情。

　　正如他生活的自在和作品的唯美，王尔德丝毫不在意社会上已经兴起的对这起案件的舆论。就在开庭前不久，他还带着自己的妻子和这位亲密男友一起，公开观看自己创作的戏剧的公演。据说，他甚至认为这案件备受关注是好事儿，因为他可以在法庭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毕竟，他能用笔写出那么多动人的篇章，因此也有可能对法官讲出优美的言辞。

　　他当然是大错特错了。法庭并不是歌剧院，他的夸夸其谈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法官和陪审团也并不欢迎他那些过于矫饰的语言。甚至，他刚回答完第一个问题，就遭到了呵斥。当时，律师例行公事，问王尔德是不是一个诗人和剧作家。他答道：我觉得我是个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

　　“请只回答问题！”法官不满地打断了他。

　　事实证明，王尔德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滑稽、幽默甚至不正经的风格，丝毫无益于他赢得官司。而对方的辩护律师，则表现出高超的法律技巧。他牢牢抓住王尔德几部作品和一些书信中表露出来的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并努力证明这一点；他唯一的努力方向只是让陪审团也相信王尔德违背了那些禁止同性恋的法律，并按照这些法律为后者定罪。而王尔德，则根本不尊重这些法律本身。

　　结果，王尔德所有的优美言辞和情绪丰富的应答，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当伯爵找来曾与王尔德有同性恋关系的几名男子作证时，王尔德最终绝望地撤销了起诉。

　　接下来，正如人们事先曾警告过的那样，伯爵反诉王尔德有伤风化，王尔德被判入狱两年。据说，在结案陈词时，王尔德的律师曾请求陪审团还这位著名文学家以清白，因为“还他清白就是去除这个社会一个污点”。这句话使王尔德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却并没改变陪审团的意见。

　　如今，人们早已将王尔德奉为浪漫偶像，即使是他的同性恋倾向，也已经被视作其优雅和艺术气质的组成部分。但在100多年前的英国，全社会还没有迎来那种经过斗争才取得的宽容。无论是法律上还是道德上，王尔德都不受支持。他藐视的那个时代，反过来也在藐视他珍爱的情感。

　　力图与时代道德作战的王尔德，也未能改变时代，而是被他所轻视的道德观碾压而过。据学者赵明在随笔集《正义的历史映像》所分析，这场官司的失败，使当时人们对同性恋的不多的同情也消弭殆尽，并使同性恋者在英国迎来了灰暗的岁月。

　　这场官司也彻底改变了王尔德本人的命运。他拒绝逃走以躲避牢狱之灾。在入狱期间，他的妻子去世，儿子从此隐姓埋名，而他的社会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开始厌恶他，他的书被查封，戏剧也不再上演，房子里的名画与青花瓷器都被贱卖。（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