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阎锡山记日记的习惯颇奇特，他几乎不记事，而是“不记事而记事之理”。他以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准绳。”

　　于是，整整16本，都是各种各样的“阎氏格言”，文白间杂，有时寥寥数笔，有时却能写上一两千字。

　　“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对于这项用不同的语言来重复前人智慧的工作，阎锡山干得乐此不疲，从1931年到1938年，每日不辍，以后因战争形势吃紧，才有所松懈。

　　在日记中，既有对资本主义评价等玄远命题，也有生活中的俗理，甚至还有山西土话“做甚悟甚”。

　　立德立功立言，这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阎锡山显然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那么，在日记中，究竟能看到一个怎样的阎锡山？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它的价值何在？

　　为此，《北京晨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山西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茂盛，李先生曾在山西省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很早就接触了这些日记，并为它的公开出版做了许多工作。在他看来，这一文献不论是对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和民国山西史，还是对研究阎锡山本人的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份没带走的日记

　　阎锡山的日记分正本和副本，留在大陆的是正本，他逃跑时很匆忙，飞机上空间有限，所以没拿，而副本在他秘书手中，被带到台湾。

　　这份日记从1931年记到1946年，阎锡山后来也写日记，并在海外出版，比留在大陆的内容要多。

　　阎锡山每天早晨起来，利用吃饭前的时间，一边洗脸，一边向秘书口授日记，主要是谈感想，记录在宣纸装订的本上，很精美。

　　太原解放后，这些日记被省公安厅保存，当时工作重点是镇压反革命，它被当成重要档案，其实里面没记录与现实相关的内容，否则阎锡山走的时候，早将它销毁了。但在当时的氛围下，也没人敢过问这件事。直到1952年被发现，保留在省公安厅档案馆，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世英批示：“作个注释，以为以后研究历史者之佐证。”

　　然而，“注释”工作一直没能进行，在当时人们的视野中，阎锡山是反动人物，不敢碰。“文革”期间，这件档案得到保存，但知道的人已不多。

　　阎锡山说话隐晦

　　改革开放后，这些日记转交省委相关部门保存。1986年，李蓼源先生多方奔走，他曾任阎锡山的秘书，但是小秘书，后投向革命，曾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就注释日记一事请示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立功，得到支持，便集中了多位专家，成立办公室。经过2年努力，于1988年10月注释完成，却无处发表。1991年10月26日，薄一波同志指示：“阎已是历史人物，看看他的日记，不难想到他的为人。”这样才内部印刷了一批。

　　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年来，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日记在大陆先后公开出版，今年，阎锡山日记也终于获准公开出版。

　　蒋的日记中，“反共”的言论比较多，相比之下，阎的日记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甚至连当时国民党常用的“共匪”、“毛匪”等骂人字眼，阎锡山也一概不用，最多只是记一笔“毛泽东扰进”。

　　这与阎锡山教育背景有关，他从小受儒家影响教育，有很深的程朱理学的功底。在日记中，他对国民党中一些同僚也提出批评，但都非常隐晦。

　　喜欢思考的人

　　从日记中反映出来的阎锡山，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识大体。这么说，似乎有为他吹捧的嫌疑，但这是事实。

　　比如1936年8月31日，在抗战前夜，他在日记中写到国家危亡时，越危机就越应该去救，“国识”必须在国家生存需要之前，如果在之后，则国家就危险了。

　　1934年，日记中记下了给蒋介石的信，他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劝他痛下决心，他说因为你是元首，所以我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应该告诉你。

　　阎在日记中说：凡事都有该不该，是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该什么，是什么，能什么，一定要搞清。

　　在日记中，“誓为人类抱不平”这样的话很多，他很少说套话，都是根据别人的思想，经过自己一番思考后，转换成自己的话说出来。比如“财产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当重技能，”，“大错成于渐，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细，大富积于零”，“恭维我者，有损于我。责备我者，有益于我。积损则凶，积益则吉”，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大的是非方面，有一定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