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洛杉矶警署的警察打开罗契斯特街公寓一间房间的门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凄凉画面：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赫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屋中一张相当精美的毯子上溘然长逝，旁边是一叠展开的稿纸和一支未合上的笔。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逝去的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才女张爱玲。

　　这天中午的12时30分，张爱玲的朋友兼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刚刚回到家中，便接到张爱玲房东女儿的电话：“你是我知道的惟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她已经去世了。”林式同大吃一惊：“这不可能，不久前我才和她通过电话。”房东女儿说：“我们几天没见过她，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估计她已经不行了。刚才我已通知了警察，他们马上到。”言之凿凿，再无可疑，林式同说：“我马上过去。”放下电话正准备出门，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他忙抓起电话，对方说：“这里是洛杉矶警局，您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我们在这儿调查，请您20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

　　林式同来到罗契斯特街公寓，只见警察和房东正在房间里忙碌，据法医检验的结果，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林式同只知道张爱玲一直患有牙病、眼疾和皮肤病，平常也容易感冒，没想到她还有心血管疾病。他上前告知了自己的身份，警察允许他进入张爱玲的房间。张爱玲生前从不请他人进她的家，对林式同也不例外，这是林式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了张爱玲的私人空间。

　　这是一个安详的世界，保暖的日光灯还亮着，电视机却是关着的。张爱玲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头发修剪得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神态安详，头朝着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她身穿旗袍——她平生最爱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身体出奇地瘦。从室内的情况看，张爱玲临终前头脑非常清醒，甚至还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一只手提包放在门边易被发现的显眼处。张爱玲的家极为简单，简直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白色的墙壁空空的，没有悬挂任何饰品，靠窗是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对照记》、《小团圆》就是在这些纸盒上诞生的。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机，她喜欢依在床上看电视，靠看电视来忘记病痛甚至催眠。地板上摆着许多纸袋，里面放着衣服和杂物，房间里没有箱子，她嫌搬家时麻烦。逼仄的浴室里有些凌乱，没有毛巾，到处是扔掉的纸巾，大概最后她连拧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所以才用了这么多的纸巾，拖鞋是那种沐浴用的橡胶拖鞋，用脏了就扔，还有几大包新的没开过封。厨房里也大都是一次性的纸碗和塑料刀叉，随用随扔，所有的金属餐具都是新的，好像从没用过，只有咖啡壶是常用的。张爱玲还另外租了一个大约3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收藏着她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等，都用手提袋装着，在这些遗物中，有小说《少帅》、《上海闲游人》、《小团圆》和《描金凤》的手稿。

　　据林式同介绍，张爱玲晚年如隐居者一般隐没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中。对于性情孤僻的张爱玲来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避世之所，就像她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写的那样：“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住公寓听市声是张爱玲的最爱，据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她平均每个星期都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达180多次，这种说法在她给文学史学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得到证实：“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不停地变换住所，不接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不论白天黑夜都开着电视和电灯，怕黑怕寂寞却又拒绝尘世间的一切热闹和烟火，这就是晚年张爱玲的生活状态。

　　张爱玲去世后，关于她的最后时光海内外大小媒体有过种种猜测和报道，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如实地向世人公布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细节和张爱玲的最后遗嘱。她的遗嘱极为简单：“一、一旦弃世，所有财产赠予宋淇（戏剧家宋春舫之子，张爱玲至交）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如在内陆，骨灰撒在任何广漠无人处。”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这个遗愿，在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然而，此时的上海还是张爱玲的上海吗？

本文摘自《民国的背影：那些人 那些事》，王凯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