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上“分裂”，身上矛盾重重

　　第一个矛盾是既笨拙又精明。他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又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极为正确的平定太平军战略。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

　　第二个矛盾是真诚与虚伪。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于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关于他的“虚伪”，也有许多证据。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猾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个矛盾是清廉与污浊。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清官。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极力遵守官场明规则和潜规则，外出视察时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每年给京官们致送炭敬，出京时给京官们送了一万四千两的别敬。

　　第四个矛盾则是无神论与迷信。曾国藩多次说：“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余平日最不信风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其实，矛盾中的曾国藩，呈现多种面相的曾国藩，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都在变化中。他从“愤青”变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到了中年，经过重重挫折，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经过这次反思，他从一个愤怒青年变为老庄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其实也并不矛盾。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学是，直线是最短的距离，简单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实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表里不一的官场中人

　　至于曾国藩身上的清与浊，则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曾国藩最终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学者吴方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