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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两副面孔:枪杀刘和珍毁了他一世清明?--国家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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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