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最混乱的国家。它符合一个“坏时代”的所有特征-让人回想起1910年前后的晚清：人人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甚至很多人都明白好的道路、好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然而，就是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这个时代一起沉沦下去，终而同归于尽。在这种泥沙俱下的坏时代里，越是激烈的变革越容易导致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市场的表象，反映出来的就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政府不但在治理上束手无策，而且还打压民主人士和报刊，试图钳制言论。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和王云五等人深知，无论货币或产权改革，能否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吏治的改革，也就是能否遏制全国的投机力量，把物价真正控制在“八一九限价”上。这时，翁文灏的“博士内阁”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者，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就在8月20日当天，他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沪(督导员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兼任)，督战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举国皆知，改革成败，全系于蒋大公子的上海一役。

　　蒋经国--这位后来的台湾经济奇迹缔造者对党国腐败已是深恶痛绝，在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内部的青年精英。他以青年革命者的姿态出现在上海滩，其意气风发让人想起21年前那个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这里的黄浦军人蒋介石，他似乎要在这里重现父辈的光荣，并由此确立在中国政坛的地位。蒋经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3 000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几天后，他两次率领上海6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地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为了掌握真实的物价，他微服私访小菜场，抄录当日的蔬菜鱼肉价格。他还成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专门接受告密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