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称钱穆、陈垣、陈寅恪与吕思勉为“史学前辈四大家”已广为人知，严氏在其《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又称许吕思勉“贯通”的特点亦为人广泛征引，吕氏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又为四人之冠，“贯通”二字当为定论已无疑义。而吕氏著述又与当时风气不合，亦是事实。由于机缘遇合，2008年顷，我有幸成为吕氏著作《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吕思勉文集》之一种）的责任编辑，在细读《九种》之时，时时感叹他读得真细。吕氏“执微”的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撰文略加评介，谨表晚辈景仰之情。

　　当日风气

　　“四家”之中，“二陈”对新材料之使用最为重视。海宁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继而大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开风气之先。又言“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截钉斩铁，与先生平日语气不同，表示对治学要运用新材料这一点的强调。后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成一时名言，风气遂成。而其间新会陈援庵以其《元也里可温考》及《摩尼教入中国考》二文对敦煌材料之使用成为此风气有力支持者。日人桑原鸷藏称“支那虽有柯劭忞氏老大家，及许多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殊未见也”。（见《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可见其肯定。桑原有“最痛恨支那的支那研究者”的恶名；言辞至为苛刻。吕氏行辈略长于陈，其著述不知桑原是否得见，如果已见，不知作何月旦评？

　　二陈以治史者的姿态开启新风，而吕思勉以写史者的姿态，“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完成了一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其他七八种专著及数百篇札记。陈寅恪尝自称“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吕思勉“论学”不用新材料，“论治”在民国之乱世，花大气力阐述“大同思想”（见《大同释义》及《中国政治发展史》），亦诚为“迥异时流”者。

　　吕思勉为时代风气裹挟，名声、著述为之所掩，当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