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先生被尊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与鲁迅先生同龄，曾经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他见多识广，满腹经纶，有些还是“绝学”。但他一生谦虚低调，不喜撰述，很多学问未能通过著作留存下来。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学术贡献的人并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我们应该怀念他，彰扬他的精神。

　　带伤赴上海抢救古籍文献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先生；而最早尊称徐先生是“国宝”的，也正是郑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后发布于《新文学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先生这样说：

　　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

　　当时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郑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负责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唐弢时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而徐先生则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郑先生此言，充分体现了对森老极大的尊重。我最初读到这些话时，还有点怀疑郑先生对森老的评价是否夸张。随着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体会到，郑先生对徐先生敬重有加，不仅因其学问，更因其爱国精神。

　　郑先生与徐先生至迟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徐与郑父同龄)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先生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先生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先生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先生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争取到在重庆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郑振铎等人将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秘密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

　　“同志会”紧张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庆方面特派，不顾腿伤，冒险来到上海，参与这项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以下凡所引郑致张信，今均存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