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1876年生于杭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并任校长，抗战期间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对中国怀有极深的感情。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访华后不久，便邀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8月，随着南京政府的垮台，司徒雷登不得不黯然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第二故乡。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但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禁止他擅自发表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言论。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由此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只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对司徒雷登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一下飞机即被送往国务院，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找他谈话并和他“约法三章”：闭门思过；避免同新闻界及公众接触；不准会见不必要的来访者。以后虽然允许他在国内作过两次演讲，但讲稿需经国务院的审查和认可。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司徒雷登的社交范围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后来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由于心情郁闷，在返回华盛顿途中不幸中风，摔成了半身不遂。后被送到一家海军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被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接回家中照料。

　　司徒雷登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杭州，杰克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小城市当牧师，收入菲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多亏了傅泾波一家的照顾。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唯一的亲人。1949年司徒雷登回国后，傅泾波一家也随同赴美。司徒雷登中风后，傅泾波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段时间后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能到院子里散步。司徒雷登喜欢吃北京味的中餐，为此傅泾波的妻子刘卓汉专门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模像样的北京式中餐给老人改换口味，刘女士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他总是满意地对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的朋友很多，来往信件也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谈心，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多年以后，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忆起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 (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

　　在一般人眼里，司徒雷登多年担任大学校长和驻华大使，应该过着比较体面的上流生活，其实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办教育，根本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困难。回国后傅泾波给他出主意，不要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这样做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中美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以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的工资。1952年12月，屈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只能靠一家慈善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提供的600多美元维持生活。1954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在华50年》，主要内容源于他的日记，但由于印数不多没有再版，稿费非常微薄。对于傅泾波的悉心照料和帮助，司徒雷登极为感激，他在书中感慨地说：“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将全部书籍和文件赠与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将其遗骨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回到他早逝的夫人爱琳女士身边，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司徒雷登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2008年11月17日，在中美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位美国老人“重回”西子湖畔，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刻着这样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本文摘自《民国的背影：那些人 那些事》，王凯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