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26日晚，同盟会员彭家珍完成了民国鼎革之际的重要一击——刺杀清末“宗社党”之胆良弼。数日后，清帝退位。孙中山称赞彭家珍：“我老彭收功弹丸”。事实上，“老彭”不止“收功”，更是“收宫”。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盟会所主持的一个暗杀时代宣告结束，而彭家珍，也成为同盟会历史上的最后刺客。

　　同盟会暗杀风习

　　要了解一个暗杀时代的最后刺客，先得了解这个暗杀时代。

　　辛亥革命前10年间，鼓吹暗杀之风甚烈。最早约为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成立，会则规定“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1907年，吴樾（炸清出洋五大臣之人）在《民报》增刊发表的《暗杀时代》，更是“暗杀主义”之代表作。

　　当时的革命党人，醉心暗杀者为主流。即使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而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活动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

　　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其几位最重要人物也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

　　孙中山在此阶段至少部分认同暗杀。冯自由《革命逸史》记，1900年孙发动惠州起义，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是辛亥革命前第一个使用炸弹的刺客，可惜他在炸德寿时，因技术不过硬未中目标，只将附近楼房炸塌8间，压死6人，伤5人。柏文蔚《五十年经历》则记，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回国至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又记，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

　　黄克强，即黄兴，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的二号人物。他对暗杀就更加热心了，几乎可说是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1911年广州起义前，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他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记》）。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要不是孙中山等拦住，他真可能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

　　同盟会中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也力倡暗杀。1910年与胡汉民通信，胡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同年3月，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陈壁君等人密谋用炸弹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汪被捕，还很拉风地在监狱里写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同盟会三个大佬均支持暗杀，相应的机构也就层出不穷。比较重要的有四个：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由一个叫方君瑛的女子主持，吴玉章也曾参与其间；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绮神协助开设，并于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的天津暗杀团等。彭家珍其时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终于单身刺杀良弼，成为辛亥革命中的最后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