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今很多农民子弟都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很多人却又戴上了“农盲”的标识

　　江西九江，干渴的大地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在德安县丰林镇大畈村，当地农民们正忙着灌溉和补种棉苗。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不少栽种的棉苗已经枯萎，新一轮的补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这让一些村民感到力不从心。60多岁的村民张金说，两个在外打工的孩子在农忙时不能提供他任何帮助，之前他请人栽棉花每天需要60元，再请人的话成本又增高，更何况他担心今年棉花的价钱不及往年。

　　“本来还想种点水稻，但是干不动，种棉花又遇旱灾，能干多少干多少。”张金无奈地说。已是满头白发的张金只是村上衰迈老农中的一员，因为缺少青年人，村庄显得冷冷清清，与绿意盎然的田野形成鲜明的反差。

　　种田少了接班人

　　这个丰林镇第一大村，人口1500多人，绝大部分青年像张金家的孩子那样在外打工，剩下一支“386199”部队——38代指妇女，61代指儿童，99代指老人，这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在中国农村自然形成的最庞大的队伍。

　　城市化像个黑洞，吸走农村的年轻人。随着青年弃乡投城，留在村里的农民日渐衰老，种田面临没人接班的境况。

　　“儿女们不愿意回来种田，说不定我们成了‘末代农民’。”前不久，在农业部组织开展的“百乡万户调查”活动中，就有农民发出这样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将来谁来种田？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副巡视员张辉坦言，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突出。

　　“好在现在种田不需要长时间守在田边，七八十岁农民也可种田。”湖南衡阳三农问题研究者、前水利水电局局长刘放生认为，农业已成为产前产后“两头在外”的产业，种子、肥料、农药、农田翻耕、收割、灌溉（小型以上灌区）等环节依靠花钱购买，产品大部分外销。“除了育苗、移栽、日常管护等由农户自理外，其余的产前、产后环节，一手拿电话、一手拿钱，就有人上门服务。”

　　但是，用资本替代劳力，机械替代人力畜力，却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农资上涨，尤其是粮价长时间停滞不前进一步削弱农民种田的意愿。尽管国家早已取消农业税、并且每年给农田实现一定的粮食补贴政策，但是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导致抛荒成为不少农民的选择。

　　“现在种田属于没什么事的人才去做”，大畈村村民金林一句话很平实地道出了农民的心态：由于种粮收入低、种田风险高，一些过去视土地如命根的老农，如今视土地为鸡肋。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

　　张金有一门木匠手艺，如果在县城建筑工地找份工作，最高一天可赚到150元。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就算是在一个县城的工厂里打工，一个月也能拿到一千来块钱，一年随便也能赚万把多块钱。但是，像我们种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夫妻两个人种10亩田才能赚到一万七八千块钱，吃的苦完全不一样，而且还要赶上好年景。”

　　在大畈张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大多都是50岁以上的农民，“40多岁的农民即使呆在家里种田的也少，大多还是在外有些副业的。”老村长张友笔介绍。

　　“能进城的都进了城里。”刘放生感慨到，从2004年开始，他对衡阳县石市乡53个村进行调查，当时全乡52784人，其中 15－45岁年龄段的青壮劳力26000余人，身体正常的（不包括在校、当兵和在本乡的公职人员）、仍在农村居住和间隙进行农业生产的，不足2000人，其中从事全职种养的劳力几乎没有，多是在附近集镇经商、运输、技艺为主，农忙季节兼营农业。

　　“目前，全乡青壮劳力还有所减少，该乡双河村560多人，已进城就业和居住的人口达430余人，从事农业田间劳作的仅50人左右，全是50岁以上的，平均年龄64岁，年龄大的80多岁，其中平均65岁以上的占50%以上。”

　　刘放生介绍，这些50岁以上的种田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在本地城乡就业者，农忙时回乡兼营耕作，占20%。二是留在乡下带有孙子女的“蹒跚老人”，占60%。三是少数外出无门的准老年人，约占10%。四是一些回乡建房或短期照顾病痛的在村老年人，顺便耕种，占5%。五是一些在城镇公共部门就业的“半边户”，退休后回到生养之地，经营田园，养老归山，占5%。“近年回流的农民工中，45岁以下的，在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