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9日，骆家辉—— 一位长着中国面孔、操流利英语的美国商务部长，被奥巴马提名为驻华大使。这位“黄面白心”的美国外交官，迅速成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热议的焦点。

　　而143年前的2月25日，一个刚刚从驻华公使任上退下来的美国人，被委任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清廷首个外交使团，远涉重洋，出使欧美。在外交史上，这位“双面大使”堪称罕见。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这位给清廷“打工”的美国外交官，带领使团遍访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1870年2月，在彼得堡，他不敌严寒，罹患肺炎，“殉职异域”。

　　悠悠身前事，盖棺难定论。

　　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双面大使”，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同时代的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悼词中称他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因“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

　　在他去世一个月后，清政府深表痛惜，不久便颁布上谕：“该使臣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著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

　　而在当代，一些中国的修史者将他描述为一个“狡猾、伪善，骗得满清政府信任的资本主义外交官”。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阴差阳错来中国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俗话，用以描述蒲安臣使华，也许再恰当不过。他成为首位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在此之前，外国公使朝觐后必须立即离京，不得留驻），的确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所致。

　　1820年，蒲安臣出生在波士顿市的一个拓荒者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而热心的基督教徒，常常放下自家农场的活，参加教会活动，并四处布道。22岁时，他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1846年毕业后，蒲安臣回到波士顿当律师。

　　父亲的熏陶和自身的经历，使得蒲安臣颇具美国拓荒者的进取精神和追求平等的个性。而这直接影响着他后来的政治活动。

　　1848年，蒲安臣进入政界。此时的美国，废奴运动风起云涌，年轻的蒲安臣积极投身其中。1856年，作为众议员的蒲安臣发表名为《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1861年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在此之前，蒲安臣曾发表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拒绝他入境。蒲安臣行至巴黎时方得此消息。正当进退维谷之际，恰好清廷已允许列强派遣驻华公使，林肯总统于是改派蒲安臣为第一任美国常驻北京的公使。蒲安臣喜出望外，立即从巴黎启程赴中国。1862年7月，蒲安臣来到北京。

　　在中国任职期间，这个无论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还是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竟然成为最受清廷欢迎的外国人。究其原因，是他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利益的“合作政策”。这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清朝政府颇有好感。

　　1862年2月，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外交传统，命令蒲安臣在对待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尽量与英、法等国“协商与合作”。

　　在实施“合作政策”的过程中，精明的蒲安臣扩大其内涵，将“与西方列强合作”扩充为“既与西方列强合作，也与清政府合作”。他的“合作政策”虽然顾及到清政府的利益，但主要还是考虑本国利益。“合作政策”的核心有五项，其一，在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上”，各国 “协商合作”；其二，为了条约权利，保卫条约口岸，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其三，赞助满清政府“维持”秩序的努力，不干涉清政府对内镇压；其四，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允许任何单独的瓜分或割让；第五，在中国用联合外交来代替武力争夺。

　　在具体的外交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蒲安臣的确能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从而把清政府包括在合作范围之内。

　　例如，1863年，美国商船“幸运之星”号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索赔。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13款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洋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还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