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新青年们以反传统相号召，高扬个性解放旗帜，批判旧家庭制度，将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大家庭伦理斥之为“吃人的礼教”，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一时间，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成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号，宣传这些新观念的各种新书新报、西书译文涌现如潮，直至二三十年代，一直盛行不衰。就在青年们纷纷抛却昔日经籍、争读西学新书的大潮中，却有几本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自传体笔记旧文，也被屡屡翻印，流行一时。在这类旧籍中刊印版次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篇乾嘉之际一个苏州无名文人写下的仅3万余字的自传小文，写成后手稿零落，几被湮没，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标点首次以单行本印行后，据笔者初步统计，直至40年代至少已印行了50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间就印行8次之多，可见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及流传之广。30年代中颇有时名的“洋派文人”林语堂又把该书译为英文，并在自己谈论家庭的文章中多次引用。30年代末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关于性学的译著中也引注此书以为例证。他们三位都是成长于“五四”时期，受新式教育，活跃于当时文坛，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的新一代文化人，但他们对此书的解读，却因各自所持的文化视角和家庭观念而迥然不同。

　　俞平伯：新文学青年的启蒙主义解读——“个性解放”

　　俞平伯（1900－1990）是“五四”以后第一位向社会推介《浮生六记》并使之流行开来的新文化人。据他回忆，在少年居乡时就曾读过《浮生六记》，但没留下什么印象，1922年他从友人顾颉刚处又偶然重读此书，触发其思想，顿感此书“有迷眩人的魔力”，认为是“绝妙一篇宣传文字”，遂加以标点整理，并附以年表，以单行本刊行，还先后写了两篇序文，该书1924年由北京朴社首刊后，随即广为流传开来。

　　俞平伯对此书的解读主要反映在他写的两篇序文里。作为正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新青年健将，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由个性解放而促进民族自强，是他这一时期思考的一个中心，家庭革命和文学革命是他关注的问题，这本书为他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契合的例证。

　　俞平伯对此书最为称赏的是沈复夫妇所表现的“个人才性的伸展”。在俞平伯看来，这首先表现为他们夫妇二人不拘礼教而率真任情、个性舒展的生活态度。俞平伯以赞赏的笔调列举了沈复与芸任情随性的洒脱行为，如他二人日常生活中不知避人而“同行并坐”的恩爱举止，芸扮男装后“揽镜自照，狂笑不已”，沈复挽之“逍然迳去”相伴出游的逸事等，这些“放浪形骸”的举动，无不体现了他们夫妇二人率性任情、使“个人才性伸展”的个性魅力。俞氏还指出，沈复的“个人才性伸展”，亦表现在他以率真自然之笔记述自己夫妇生活的写作态度。

　　俞平伯从此书挖掘出来的这种“个人才性伸展”的元素，实则是历来中国文人性情的另一面追求。但俞并不是以旧式眼光来看待这一传统元素，他不仅接受了新式教育，而且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观念。俞平伯认为，传统家庭制度存在着礼法与个性的固有矛盾，因而旧时代家庭悲剧是很常见的，而这些家庭悲剧的主因皆可归之于此。他说：“大凡家庭之变，一方是个人才性的伸展，一方是习俗威权的紧迫”。因此，沈复夫妇的悲惨遭遇并不属偶然，而“是表现无量数惊涛骇浪相冲击中的一个微波的银痕而已。”只是沈复记述下来的这个例证如此真实生动，“已足使我们的心灵震荡而不怡。”所以他才顿感这正是自己提倡个性解放新家庭观念的“绝妙一篇宣传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