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县长，历来被百姓认为是头上的一片天，所谓“父母之官”、“牧民之令”。封建时期，由于地方行政几乎都集中在县令手中，再加上剥削阶级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官民矛盾始终是一种常态。然而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新型县长群体，却因他们独具的革命性、时代性特征，大大改变了人民群众的传统认知和习惯性思维。

　　延安县长刘秉温，陕西省米脂县猪头圪瘩村人，出身于亦农亦商家庭。一名记者采访这位新县长时发现，县政府在一个过去是老百姓家的大院里，几间平顶石窑，既看不见堂皇的衙门，也看不见威风凛凛的大堂，更看不到什么县长的公案，也没有门禁森严的卫兵。这里有的是一个群众选出来的政府和一个群众爱戴的县长。“县长刘秉温同志，一张朴实的面孔，一身黑色制服，腰上系有一根皮带。”作为一名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新县长，刘秉温带领延安县的全体干部，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情绪和要求，尽力帮助群众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困难，调动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他从不摆县长的架子，见了群众总是主动热情地打招呼，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要求以及对政府的意见。他在下乡时得知有孤寡老人缺粮吃，就先打条子借，再让政府补给。1942年，洪水淹了川口村川道地的庄稼，老百姓情绪低落。刘秉温立即组织动员全县的劳动力，自带口粮、牲口，昼夜赶种荞麦。他和群众一连干了十几天，浑身泥土，两手老茧，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但荞麦补种上了。秋后荞麦大丰收，群众深情地说：“多亏了咱们的好县长。”

　　刘秉温对群众的困难尽力解决，自己有困难却从不向党和政府伸手。在边区经济困难时期，他的孩子冬天穿不上棉衣，延属分区供给部门给他送来棉花和布，他让警卫员又送回去。他经常给家人讲：现在国家困难，我们再有困难也不能给组织增添负担。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家人也勤劳节约，热心为公。

　　延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像刘秉温这样出身平民、纯朴实干的县长。延川县长辛兰亭，针对当时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动员全县人民克服困难，大力垦荒种田，发展经济。为此，他长年累月、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延川县8个区20多个乡的土地上。为了带领民众积极种植棉花，辛兰亭带着干粮走村串户宣传动员，使延川县的棉花种植面积从1939年的1000亩，扩大到1942年的27万多亩，总产量由12万斤增加到近33万斤，增长了27倍。这一做法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和表扬。《解放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辛兰亭的文章《论延川县的棉花生产》，推广其经验。庆阳县长苏耀亮，为了抓好春耕工作，亲赴乡村帮群众抓粪种棉花。他戴着一顶破草帽，用两条腿，爬过一座座山，从一个乡村转到另一个乡村，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亲自与老乡们一起下地种棉花。延长县长焦生炳亲自参加挑粪、翻地、锄草、收割。

　　这些生动的事例表明，延安时期的县长，是真正的亲民之仆、治事之官。他们是完全为着老百姓的利益而工作的。

　　延安时期县长的公仆本色，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和干部政策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并不在于如何提拔训练，而在于如何造就新型的能够适应复杂环境，能够成为真正联系群众、走近群众的干部。由于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多县长都受到毛泽东的题词和嘉奖。

　　与封建时代官员们多以圆滑世故的为官之道来做官行事不同，延安时期的县长体现的亲民形象与公仆本色，使得群众的认识和心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