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身上确实有很多矛盾之处。

　　第一个矛盾是既笨拙又精明。他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又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极为正确的平定太平军战略。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

　　第二个矛盾是真诚与虚伪。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自称凡事都本着真诚的原则来处理。确实，在许多情况下，他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于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但是关于他的“虚伪”，也有许多证据。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猾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第三个矛盾是清廉与污浊。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极力遵守官场明规则和潜规则，外出视察时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每年给京官们致送炭敬，出京时给京官们送了一万四千两的别敬。甚至为了报销，还给户部送过八万两“部费”。为了支撑这些开支，他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来源。

　　第四个矛盾则是无神论与迷信。曾国藩多次说：“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余平日最不信风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他相信托梦，相信扶乩，他信关公，他禳过灾。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曾国藩身上的种种矛盾，也导致对他的判断和评价歧义纷呈。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罪魁祸首，有人说他是内圣外王的绝顶圣人，更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老奸巨猾、一切为了升官的官僚。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其实，矛盾中的曾国藩，呈现多种面相的曾国藩，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曾国藩。曾国藩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