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炼

　　今年2月，正是“我的朋友”胡适之（1891-1962）去世50周年。胡适一生，最为风光也最引人议论之处，或许在于身为学人而格外热衷政治。虽然他不止一次声称，自己对政治的关切乃是“没有兴趣的兴趣”，也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不过，少年时代即暴得大名的胡适，“出山”的愿望和兴趣实在太大。从留美期间苦练演讲、撰写时评，到中年之后办刊办报、出任大使，不论议政还是参政，长袖善舞的胡适都能如鱼得水，实在不易。

　　曾经为他写作《口述自传》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好比玻璃缸里的金鱼，每一次摇头摆尾，都被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然而，看得清楚却不等于看得明白。毕竟“出山不比在山清”，胡适在政治上虽然进退裕如、引人注目，但背后甘苦则多不为外人知。其中，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最有意味。

从1927年蒋宋婚礼上与蒋介石首次见面，到1962年胡适在中研院会议上猝逝，两人相交达35年。从众多的新闻照片和公开文献来看，胡蒋每次相见，无不谈笑风生，彼此似乎毫无芥蒂，堪称学界政界良性互动的“黄金搭档”。然而，对照《胡适日记》与最近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他们对于彼此的感受却相当歧异。

　　1932年，两人在武汉见面。胡适日记详细记录谈话内容，看得出，他信心满满地准备了满腹诤言，“预备与他（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没想到，当天蒋介石约见的并非胡适一人。自始至终，两人都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这让胡适“有点生气”，抱怨“不知他为何要我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谈着墨不多。除了“其人似易交也”的记录外，完全没有感受到胡适“有点生气”。

这类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两人日记中记载甚多。两人最直接的一次“交火”，则在1958年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之上。当时，蒋介石盛赞胡适的“能力”与“品德”，并号召中研院“复兴民族文化”，“配合当局”实现“政治使命”。然而，胡适却起身公开反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胡适的直言赢得学界尊重，而蒋介石居然能够容忍，一时也传为美谈。不过，蒋介石回去后，在当天的日记里指责胡适“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大狂人”。胡适的这次顶撞使蒋介石“终日抑郁”，到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服用安眠药后方才入睡。

　　显然，不管参政还是议政，胡适更希望通过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扮演政府“诤友”的角色。因此，他重视的是书生意气的直言与政治人物的雅量。他在文字中反复引用过范仲淹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本此意。不过，蒋介石显然期待这位学界领袖成为自己的“诤臣”，所以更看重胡适的忠诚与认同。

因此，二人虽有共识，但彼此定位不同，期待也不一样，结局自然可想而知。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他曾向蒋介石“说了一些忠言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似乎对于蒋氏的印象不错。

但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却责怪胡适“高调”。从两人的交往来看，蒋氏欣赏胡适“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但更多的却是批评胡适“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脱除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有意思的是，虽然蒋氏曾痛斥胡适所言是“真正‘胡说’，本不足道”，不过，他也相信，“胡说”对政府“亦有其裨益，故仍予以容忍，其人格等于野兽（之狂吠）”。所以，在多次或明或暗的冲突中，蒋氏一方面公开礼遇、赞美胡适，一方面也在日记当中，指责胡适是“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恼怒之时，蒋氏甚至直斥胡适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之曰‘狐仙’”。

　　和报端那些言笑晏晏的合影不同，终其一生，胡蒋二人若即若离、藕断丝连。1962年，胡适去世，蒋介石亲笔题写“智德兼隆”四个大字，镌刻于台北南港胡适墓冢之上，可谓备极哀荣。对于胡适一生定论，最耐人寻味的也莫过于蒋氏那副白话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散步“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又说，“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不偏不倚，可谓深得中庸之道。胡适在九泉之下，不知能否接受这份迟到的“公平”？（段 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