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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狐仙、胡适之--中国年鉴网
段 炼
今年2月,正是“我的朋友”胡适之(1891-1962)去世50周年。胡适一生,最为风光也最引人议论之处,或许在于身为学人而格外热衷政治。虽然他不止一次声称,自己对政治的关切乃是“没有兴趣的兴趣”,也曾经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不过,少年时代即暴得大名的胡适,“出山”的愿望和兴趣实在太大。从留美期间苦练演讲、撰写时评,到中年之后办刊办报、出任大使,不论议政还是参政,长袖善舞的胡适都能如鱼得水,实在不易。
曾经为他写作《口述自传》的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好比玻璃缸里的金鱼,每一次摇头摆尾,都被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然而,看得清楚却不等于看得明白。毕竟“出山不比在山清”,胡适在政治上虽然进退裕如、引人注目,但背后甘苦则多不为外人知。其中,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最有意味。
从1927年蒋宋婚礼上与蒋介石首次见面,到1962年胡适在中研院会议上猝逝,两人相交达35年。从众多的新闻照片和公开文献来看,胡蒋每次相见,无不谈笑风生,彼此似乎毫无芥蒂,堪称学界政界良性互动的“黄金搭档”。然而,对照《胡适日记》与最近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他们对于彼此的感受却相当歧异。
1932年,两人在武汉见面。胡适日记详细记录谈话内容,看得出,他信心满满地准备了满腹诤言,“预备与他(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没想到,当天蒋介石约见的并非胡适一人。自始至终,两人都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这让胡适“有点生气”,抱怨“不知他为何要我来”,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而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对这次会谈着墨不多。除了“其人似易交也”的记录外,完全没有感受到胡适“有点生气”。
这类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两人日记中记载甚多。两人最直接的一次“交火”,则在1958年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之上。当时,蒋介石盛赞胡适的“能力”与“品德”,并号召中研院“复兴民族文化”,“配合当局”实现“政治使命”。然而,胡适却起身公开反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胡适的直言赢得学界尊重,而蒋介石居然能够容忍,一时也传为美谈。不过,蒋介石回去后,在当天的日记里指责胡适“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大狂人”。胡适的这次顶撞使蒋介石“终日抑郁”,到第二天仍不能“彻底消除”,服用安眠药后方才入睡。
显然,不管参政还是议政,胡适更希望通过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扮演政府“诤友”的角色。因此,他重视的是书生意气的直言与政治人物的雅量。他在文字中反复引用过范仲淹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本此意。不过,蒋介石显然期待这位学界领袖成为自己的“诤臣”,所以更看重胡适的忠诚与认同。
因此,二人虽有共识,但彼此定位不同,期待也不一样,结局自然可想而知。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他曾向蒋介石“说了一些忠言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似乎对于蒋氏的印象不错。
但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却责怪胡适“高调”。从两人的交往来看,蒋氏欣赏胡适“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但更多的却是批评胡适“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脱除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
有意思的是,虽然蒋氏曾痛斥胡适所言是“真正‘胡说’,本不足道”,不过,他也相信,“胡说”对政府“亦有其裨益,故仍予以容忍,其人格等于野兽(之狂吠)”。所以,在多次或明或暗的冲突中,蒋氏一方面公开礼遇、赞美胡适,一方面也在日记当中,指责胡适是“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恼怒之时,蒋氏甚至直斥胡适为“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之曰‘狐仙’”。
和报端那些言笑晏晏的合影不同,终其一生,胡蒋二人若即若离、藕断丝连。1962年,胡适去世,蒋介石亲笔题写“智德兼隆”四个大字,镌刻于台北南港胡适墓冢之上,可谓备极哀荣。对于胡适一生定论,最耐人寻味的也莫过于蒋氏那副白话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散步“途中得挽适之联语,自认公平无私”。又说,“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不偏不倚,可谓深得中庸之道。胡适在九泉之下,不知能否接受这份迟到的“公平”?(段 炼)